誨人不倦師生情

　　早在1926年底，陳伯鈞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作為學生，聆聽過毛澤東的教誨。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員、軍校總教官惲代英經常給學生講課，毛澤東也曾應邀到學校演講。當然，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并不認識這位臺下聽講的16歲學生兵。但陳伯鈞從見到毛澤東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被毛澤東的淵博學識、動人演講和平易近人的風度所感染。

　　秋收起義前夕，時任獨立第三團新兵訓練處主任的陳伯鈞，在江西銅鼓得以再次見到了中央派來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9月10日晚飯前，毛澤東與參加秋收起義的全體干部見面，闡述了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宣布了起義計劃。飯后，急于得到毛澤東指點迷津的陳伯鈞，想就自己負責的新兵訓練工作向毛澤東匯報，于是他便主動向毛澤東走去。

　　毛澤東見一位年輕同志走過來，便親切地招呼到自己身邊，兩人無拘無束地聊起來。毛澤東詳細詢問了陳伯鈞的名字、年齡、籍貫和經歷。陳伯鈞當即就新兵的政治和軍事訓練問題，向毛澤東談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澤東仔細地傾聽，還不時提出一些改進意見，最后鼓勵陳伯鈞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驗。

　　此后，陳伯鈞一直在毛澤東身邊，以毛澤東為老師，勤奮學習，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個人道德修養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特別在軍事教育方面學有專長、成績顯著。毛澤東的知人善任，使陳伯鈞在不同歷史時期多次被委以軍事教育重任，從紅軍教導隊，到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東北軍政大學、軍事學院、高等軍事學院，陳伯鈞先后擔任過各級軍事指揮學校的教員、教育長、校長(院長)，逐步成長為我黨我軍著名的軍事教育家、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作為“培養將軍的將軍”，為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軍政兼優的領導干部作出了重大貢獻。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陳伯鈞就依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撰寫了《游擊戰術中的襲擊與埋伏》一文，后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發表于《解放》雜志。

　　1957年，陳伯鈞擔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主持該院教學工作期間，在《紅旗飄飄》上發表了《毛委員率領我們上井岡山》。他不顧自己身體多病，結合自己30多年參加革命戰爭的實踐，多次給入學的高級干部作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輔導及革命戰爭歷史情況的報告，并組織教員和學員開展學術研討。當年5月10日，他親自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學院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情況，同時附上自己作的小結，請毛澤東審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評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滿腔熱忱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高級將領，“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顛倒黑白、點名誣陷為“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壞人”，被造反派從外地養病處揪回北京批斗，還被抄家封門，搶走保密柜。當時身為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對一位開國上將如此定性？顯然有歷史淵源可尋。早在延安時期，就曾訛傳過涉及陳伯鈞的兩件事：

　　一件是子虛烏有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訛傳的大致說法是：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后，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曰：“什么少將芝麻醬！”

　　這件事的真實情況是：1937年秋，陳伯鈞任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及與當地政府聯絡時我方人員處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了一盒名片，陳伯鈞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印名片純粹是從工作考慮，當時陳伯鈞并未聽到過毛澤東對此有什么批評。況且陳伯鈞與毛澤東如此熟悉的關系，晉見領袖何須遞什么“名片”？！而陳伯鈞一向是大大咧咧的無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訛傳訛地鬧得滿城風雨之時，他卻全然不知。因他從未持名片見過毛澤東，毛澤東也從未因名片之事當面批評過他。很久以后，陳伯鈞才得知，原來他的警衛員與毛澤東的警衛員在一起時，曾把其保管的“少將旅長”名片給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一張。至于毛澤東有什么反應，越到后來這一訛傳越發演繹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陳伯鈞在隴東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任副旅長時，突然接到一封賀龍的來信，十分嚴肅地批評他不尊重毛澤東。原來是有人在賀龍面前告了陳伯鈞的狀，反映他稱毛主席為“毛先生”、“老毛”。事實是：陳伯鈞在隴東給干部作時事報告時，曾引用過別人稱毛澤東為“毛先生”的話；在與旅領導閑談軍史時偶爾順口稱毛澤東為“老毛”，因為井岡山時大家都習慣于這樣稱呼。對賀龍這封批評信，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批評精神我是擁護的，不過我的缺點之本質并不如此，我主要是愛說話、還有點好詼諧，因此在談吐中說‘毛先生’是有的。這是我的嚴肅性不夠……這種在客觀上的影響，我應完全負責并堅決改正。至于形式上組織上以及信仰上對毛，老實講我是非常尊重的。問題的癥結在于：雖追隨毛同志革命幾十年，而對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還未學到多少，與其他同志比較起來難免相形見絀。這倒是我大大擁護不夠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夠的地方，還須絕大努力，恐怕還要畢生不斷努力，方能稍補缺憾于萬一。”日記還對“個別人以余談笑語來作為一個同志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同時又斷章取義，抓住個別詞語，不管前后內容，片面發揮，以致惹起老總的嚴正批評”的做法，甚為不滿。今天看來，稱毛澤東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當時陳伯鈞仍誠懇地檢討說，在“樹毛之領袖形象時，這種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他曾多次想向賀龍當面解釋此事，但終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時挽回影響。就是這樣兩件事，不僅與“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毫無任何干連，反可看出陳伯鈞嚴于律己、寬厚待人，秉性剛直、豪爽，還可看出我黨我軍井岡山時期的優良作風：同志間、上下級間包括領袖與部屬間的平等、民主、坦誠、富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

　　彌足珍貴諍友情

　　毛澤東與陳伯鈞在數十年師生、將帥、生死情之外，還有一層更為彌足珍貴的諍友情，為一般人所不知。陳伯鈞雖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將領，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動，喜歡開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惡如仇，實乃蜀地一性情中人。延安時期，曾有一件事鬧得陳伯鈞自嘲為“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

　　1937年10月，三五九旅駐軍洛川。時天已降霜，部隊寒衣尚未解決，旅長陳伯鈞心急如焚。17日這天，摩托學校一位司機偏偏不愿搭載旅部袁會計去延安領公款解決部隊冬衣問題，還蠻橫無理地吵鬧。陳伯鈞勸告無效，氣急之下給了司機一個嘴巴。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真是魯莽不該！但司機這種既無政治立場，又無組織觀念的態度，亦實可恨！”旅長打人之事很快被人夸大利用，告到毛澤東那里。10月22日，毛澤東在延安召見了陳伯鈞，主要就打人一事對陳伯鈞作了嚴肅批評，指出根源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問題尚未完全提到原則性來看，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對片面與全面，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未確實了解并統一起來”。毛澤東談話完畢，叫陳伯鈞深刻考慮幾天，再來詳談。對毛澤東的批評，陳伯鈞毫無怨言，表示都接受，并努力改之。幾天后，中央決定調陳伯鈞去黨校學習。毛澤東及張聞天又找陳伯鈞談了關于個人修養、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毛澤東特別教誨說，對待一切問題要原則化，馬克思主義化，客觀化。

　　在延安工作的幾年里，毛澤東與陳伯鈞見面機會很多，并常有書信來往。他們二人公誼在先，私交亦甚厚。1937年9月，陳伯鈞的二哥陳篤齋(時在國民黨川軍中就職)從四川來延安看望陳伯鈞，毛澤東親自設宴招待，一起談古論今，臨別時還送了300元旅費，希望他回川后利用其社會關系多做些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轉變其他親友對共產黨的看法。10月9日，毛澤東在陳篤齋回川路上托帶給陳伯鈞的信中，關切地詢問陳伯鈞：“看書沒有？不論怎樣忙，總看一點書，把些原則問題多考慮考慮，這樣來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點，這是我盼望于你的。”陳伯鈞給毛澤東寫信，除了工作請示、互相問候，更多的是尋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幫助指導。1941年10月1日黃昏，陳伯鈞收到毛澤東一封信，教誨陳伯鈞“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實的精神，著重實行，則過之改必易”。陳伯鈞從此用毛澤東的“三不”指示為戒，努力加強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他曾在日記中告誡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談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養的日程上應隨時注意痛絕之。”

　　1938年下半年，毛澤東與江青談戀愛的消息在延安不脛而走，并遭到許多老同志的非議和反對。別人議論一下就完了，時任抗大總校訓練部部長的陳伯鈞卻直言不諱去信反對。11月22日晨，他與郭化若談及此事，更為亢奮，當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的抬頭稱“親愛的毛主席”，隨后，陳伯鈞便把自己聽到的一些議論寫入信中，并請毛澤東慎重考慮此事。陳伯鈞開始還想多聯系幾位老同志聯名寫這封信，但信寫好后，竟無人愿意聯署，陳伯鈞遂不強人所難，就以個人名義把信發走了。

　　幾天之后，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轉來了毛澤東的回音。在陳伯鈞給毛澤東信的眉邊上，毛澤東寫道：“親愛的伯鈞同志：謝謝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心，天塌不下來……”以后的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真動怒了！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使我有無限感慨。因為我對大帥(指毛澤東)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響方面之一部分，而且著重在這一部分，未從其他方面來一個比較觀。所以在寫信時未免多所直率與撞闖！這種不老當的習慣，以后還應更加注意。”

　　然而，陳伯鈞并沒有因此而放下這件“心事”。在1942年5月12日的日記中，陳伯鈞又寫道：“近午，偶聽到大帥與江青口角，聲聞戶外。嗚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以至于此！蓋身為統帥，將無數之將，統百萬之兵，全國大事舉棋若定，而獨與一婦人女子竟如此之難應付，吾人于此豈可不更加警惕哉！”幾十年后的事實證明，陳伯鈞當時的這種擔心和憂慮絕不是杞人憂天。

　　幸好陳伯鈞這封信以及日記江青本人未曾知曉，倘若當年有知，真難料“文革”中陳伯鈞會遭到怎樣的報復。盡管毛澤東當時對陳伯鈞來信回復得很不客氣，陳伯鈞仍將此信珍藏在身邊，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為了避災而不得不銷毀。

　　毛澤東與陳伯鈞這對諍友所見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勞動節。那年春天，陳伯鈞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軍事學院審訊和批斗，但仍被黨中央列入五一勞動節觀禮名單。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關切地問：“伯鈞呀，聽說你病了？”陳伯鈞回答：“是的，謝謝主席的關心。”簡短的對話，涵蓋了領袖與上將長達40年的深情厚誼。

　　陳伯鈞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沖擊，也是由于毛澤東在關鍵時刻保護了他。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前的一次接見造反派組織代表的會議上，毛澤東問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達縣”。“哦，那是伯鈞同志的老鄉啊？”那位代表沒聽清毛澤東的話，詢問：“是哪位同志？”在場的周恩來立刻敏銳地感覺到毛澤東是要以此種方式保護正在挨整的陳伯鈞，當即解釋：“主席講的陳伯鈞同志，是一位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此后，造反派懼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威嚴，才逐漸停止了對陳伯鈞的批斗。

　　領袖和上將雖然沒能再次見面傾訴衷情，但青史上卻記載下了那綿綿無盡、心心相印、絲絲相扣的不了情。

　　羅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