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延安，一天晚上，毛澤東把廖承志請到了他居住的窯洞，布置了一項重要的任務，要求廖承志以獨特的便利條件，到香港開設香港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

　　毛澤東跟廖承志談到，“中國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為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這也是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所在。周恩來同志知人善任，選擇了你，我也舉手同意，這是中央的決定！你在國民黨那邊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團結中間派，擴大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國運動。小廖，你到了南京，跟葉劍英同志先工作一段時間，熟悉‘行情’后再去香港開個分號。”經過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他明白了自己使命重大，任務艱巨。廖承志明確了中央要自己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完成三大任務:一是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二是把海外華僑的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三是搜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身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馬上離開延安經西安乘坐火車到達南京，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的十八集團軍工作。“八·一三淞滬抗戰”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日軍鐵蹄很快直撲南京，中共中央決定將南京辦事處撤退到長沙，廖承志便經武漢、廣東，1938年初到達香港，馬上與潘漢年、吳有恒、連貫、張唯一、李少石、廖夢醒等人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在香港皇后大道18號開一家茶葉商行作為掩護，而商號后樓就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選擇皇后大道也得到了當時港英政府的默許。在這之前，周恩來特地在香港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說明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英勇作戰，得到國內外富有正義感人士的贊揚，充分地贏得海外廣大華僑的尊敬，華僑們紛紛捐贈物資錢款，可是沒有機構辦理接受，我們需要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不公開掛牌，請港督給予關照。

　　因日軍的大舉侵華也極大地損害了英國在華的利益，英國也同意在香港開設八路軍辦事處。

　　在香港的一次會上廖承志指出，“香港為遠東航運的中轉站，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譽為‘東方明珠’。也是我國通往東南亞、亞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為橋頭堡、氣象臺，又是抗日的前哨據點，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爭取國際友好人士、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關于辦事處的選址，是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提出，經大家討論一致同意的。廖承志和潘漢年便決定在1938年1月正式在皇后大道掛出“粵華公司”的招牌，經營茶葉批發兼零售，公司開張后，貨源充足、價格公道，一時生意興隆。廖承志、潘漢年認為香港環境復雜、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經驗，必須另辟幾處活動基地，才能預防不測事件。

　　情報專家潘漢年首先選擇港澳醫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開辦的“南華藥房”，作為地下秘密工作的備用場所。柯麟早在1924年就加入青年團，1926年轉為正式中共黨員，他與葉劍英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后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到上海與賀成合作開設“達生醫院”，回到香港后在中共黨員柯正平的幫助下，于深水埠開設“南華藥房”，以中醫師柯麟名義行醫。他曾經掩護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碩勛到海南一帶進行革命工作。李碩勛犧牲后，將其夫人趙君陶和兒子送回上海。潘漢年對柯麟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明確指示“南華藥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堅持下去。

　　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發生，但香港這時已經成了日軍虎視眈眈覬覦的地方，為了防止日本和國民黨特務的迫害，廖承志、潘漢年制訂了嚴格的紀律，不準照相和贈送照片，不得與親戚、同學、朋友通信來往，組織大家學習隱蔽斗爭方法。

　　辦事處卓有成效的工作產生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敵人的震動和恐慌，日本和國民黨駐港人員連續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港英當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偵探突然包圍了“粵華公司”，逮捕了連貫等五人。廖承志馬上急電報告周恩來，然后親自向港督楊慕琦提出抗議。港英當局詭稱:他們不知道“粵華公司”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經周恩來在重慶與卡爾遜將軍反復交涉，港英當局才將連貫等人關押50天后釋放。

　　在廖承志和潘漢年的出色領導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開展得非常活躍，這時的香港，已經成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事業與海外聯系的唯一通道，也是各大黨派和愛國民主團體進行抗日活動的根據地，香港一時也成了風云際會、精英聚集的地方。

　　朱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