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7日電 魯迅和梅蘭芳不相能早就是文藝界的一樁公案，隨著電影《梅蘭芳》的熱映，這一話題再度被熱炒。香港文匯報刊載“魏劍美”的文章稱，而“倒魯派”似乎也找到了新的證據：瞧瞧，被魯迅所貶損的梅蘭芳直到今天都多的是熱捧者，愈顯其文化地位上的卓越不凡，用導演陳凱歌的話來說簡直“驚為天人”，此足以證明魯迅之心胸狹隘、目光短淺。好好先生們則不免感嘆：要是魯迅和梅蘭芳能彼此欣賞甚至引為知己，那該是怎樣的文藝佳話啊！

　　文章指，魯迅似乎被“梅蘭芳”這個名字過敏，曾因人將他與梅蘭芳“并為一談”而認為是對自己“極大的侮辱”。檢索《魯迅全集》，其提到梅蘭芳的地方達9處，雖然并非每處都是貶損和嘲諷，但確實沒有一處是贊揚。兩人唯一的一次晤面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歡迎蕭伯納的聚會，但晤面并沒有促使兩人有進一步的接觸和交往，反而給魯迅留下了蕭伯納“問尖”而梅蘭芳“答愚”的不好印象。與魯迅的“小氣”和“狹隘”相對應的是，盡管魯迅后來被抬上神壇，成為“中華民族文藝的方向”，但在紀念魯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動中，身為中國文聯副主席的梅蘭芳卻極少出席，即使勉強來了，也是遲到早退，更從不發言，哪怕是附和幾句也不肯。

　　梅蘭芳對魯迅的“不敬”和“反感”當然可以看做是一種自衛的情感本能，最起碼現有資料證明是魯迅先惹的他。雖然梅蘭芳沒有田漢那樣開闊的心胸(被魯迅嘲諷為“四條漢子”之一的田漢后來高度贊同魯迅戲劇改革的思想)，但卻要比郭沫若更有原則和血性(郭沫若在魯迅死后還在痛罵他為“封建勢力的殘渣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但在毛澤東發表講話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之后立馬宣布要編選《魯迅詩集》)。從這一點來看，梅蘭芳倒是和魯迅脾氣相仿、心性相通，骨子里都有著不屈服、“不寬恕”的韌性和倔強。

　　兩個大師級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歸結于魯迅的偏激。事實上被魯迅所嘲諷過的名人大師又何止梅蘭芳一個，胡適、林紓、李四光、徐志摩、林語堂、蔣光慈、梁實秋、戴望舒、施蟄存、沈從文、廖沫沙、周揚、章士釗、吳宓、夏衍……哪一個不是大名鼎鼎的風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胡適和徐志摩，他們與魯迅一開始并無個人恩怨，胡適一度還與魯迅有所過從，并為魯迅書稿出版等幫忙過。魯迅對他們的嘲諷更多源于思想認識上的差異，“下等脾氣”的魯迅本人有過下層人生的深切體驗，對以“精英”自居、骨子里充滿優越感的胡適和徐志摩有種本能的厭惡和反感。而魯迅的可敬之處就在于他“不虛飾”，以內心真實的好惡示人，而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的中庸、“模糊”。當然，魯迅的偉大并不是對胡適精神的否定，應該說主張“寬容平和”、以“自由主義”為訴求的胡適思想，和以戰斗精神為核心、不妥協、“不寬恕”的魯迅思想形成了很好的互補，共同構成了這一特定時代的中國文化圖景。

　　事實上魯迅對梅蘭芳的揶揄和嘲諷，其要害還是文化觀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對梅本人的攻擊。在《最藝術的國家》一文中，魯迅說：“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于兩面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當然還是男的。”可以看出，魯迅對“男人扮女人”這種中國特有的藝術現象有著本能的反感，所以從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擊傳統文化所造就的某種太監化的病態人格，這也是與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對這種男扮女裝的所謂藝術感覺別扭之外，梅蘭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魯迅反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魯迅當年的個人見解并沒有損及梅蘭芳的藝術地位，而梅蘭芳及《梅蘭芳》在今天的受追捧也并不證明魯迅不喜歡梅蘭芳就是一種錯誤。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明白一個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統一的、絕對的藝術標準，允許不同的聲音甚至“偏見”的存在，既不影響藝術家的聲望，也無損評論者的價值。就個人而言，在魯迅高居神壇的日子，我會更多留心梅蘭芳的成就；而在“梅蘭芳熱”的當下，我更愿意去讀讀魯迅的那些“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