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11月11日刊登的《紅樓夢作者又有新說》、 《編寫家譜發現了"新大陸"》兩篇文章，介紹臨朐人馬孝亮先生的考證成果：《紅樓夢》真實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明代宣德狀元馬愉后人臨朐馬锜、馬大觀、馬益著祖孫三人，產生了不小的轟動，但讀者王純忠認為，曹雪芹對于《紅樓夢》的著作權難以否定，馬孝亮先生的考證是對《紅樓夢》作者問題的誤解。

　　本報熱心讀者、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會員、現任職于壽光市環保局的王純忠先生近日多次給記者打來電話，他認為，《紅樓夢》的研究既要顧及歷史真實，顧及文本研究，更要注重文學創作規律。曹雪芹對于《紅樓夢》的著作權難以否定，馬孝亮先生的考證是對《紅樓夢》作者問題的誤解。

　　曹雪芹對于《紅樓夢》的著作權是“鐵板釘釘”

　　王純忠曾做過教師，后從事行政工作，同時也是一個癡迷“紅學”的研究者。他介紹，《紅樓夢》在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手抄本形式問世，此時曹雪芹尚在人世，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冬十二月，程偉元邀請高鶚協助補訂整理所得的《紅樓夢》各個抄本，包括他人續作的后四十回文稿，用木活字排印，使這部奇書不脛而走，廣為流傳。但是，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史料極度貧乏，能見到的材料又辯論難決，使之成為我國歷代作家中最難解之人。這就是《紅樓夢》著作權屢有質疑的原因所在。1979年初，劇作家戴不凡曾就此著文，前幾年，吉林省總工會主席土默熱先生又提出了“明末洪升始作，曹雪芹修改”說。馬孝亮先生的“新說”，也是同戴不凡、土默熱一樣質疑曹雪芹著作權的文字。

　　王純忠認為，質疑《紅樓夢》是否為曹雪芹所寫，有六個人越不過去，就是“ 脂硯齋”和曹雪芹生前好友、屬于滿清宗室的敦敏、敦誠兄弟，明義、明琳兄弟以及貧窮文士張宜泉這六人。“脂硯齋”是一個隱身人，是《紅樓夢》創作、評批和流傳過程中，有無可替代作用的人。重要的是脂批中透露出來、加寫在《紅樓夢》手抄原本上的關于曹雪芹的文字，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證據，敦誠兄弟、明義兄弟與張宜泉等人的詩文筆記，算是旁證資料。

　　“脂硯齋有三條涉及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批注：其一是《紅樓夢》第一回中寫賈雨村在中秋月夜吟詩，脂硯齋批注：‘這是第一首詩。后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雪芹撰此書’一語，就申明了曹雪芹對于此書毋庸置疑的著作權。其二，在第七十五回前的評點中，脂硯齋寫道：‘缺中秋詩，俟雪芹。’果如馬先生所言‘曹雪芹并非第一著作人’，那書中的中秋詩何苦要‘等待’曹雪芹來寫呢？其三，《紅樓夢》第五至第十三回，寫‘金陵十二釵’中最先死去的秦可卿。關于秦可卿之死，脂硯齋批注：‘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何為‘史筆’？就是不隱惡不諛美，秉筆直書。說明這是一真實事件，是曹雪芹直書其事。考慮到這是家丑，脂硯齋‘因命芹溪刪去’。果如馬先生所言，曹雪芹不是第一著作人，脂硯齋何必讓曹雪芹來增刪加減？以上三條批注，足以證明曹雪芹就是《紅樓夢》的真正作者。”

　　脂批之外，能夠證明曹雪芹是《紅樓夢》第一著作人的旁證材料，有敦誠的《四松堂集》。敦誠、敦敏兄弟二人與曹雪芹有很深的交情，寫下了好多描述與曹雪芹交往、憑吊曹雪芹的詩詞。曹雪芹死后，他的生前好友張宜泉寫下了《傷芹溪居士》詩，記有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的話。嘉慶年間裕瑞撰有《棗窗閑筆》一書，記敘了明義等人與曹雪芹交往以及曹雪芹‘身胖頭廣而色黑’的相貌，他的織造家世，以及‘善談吐’、喜歡南酒、燒鴨的生活習慣，所寫《紅樓夢》賈府四春諧音‘原應嘆息’等，也可作為旁證資料。”

　　“大觀園”是曹雪芹精心撰構的典型場景，怎可能是人名？

　　針對馬孝亮先生提出的“大觀園”不是園林，而是人名的說法，王純忠同樣進行了反駁。“大觀園是曹雪芹精心撰構的典型場景，是四大家族諸艷集中活動的舞臺。作者用了三個章回的文字敘述描繪大觀園的籌劃、興建和富麗的景象。脂硯齋等人也不厭筆墨地加批評論，足見這個場景之重要。曹雪芹于此舞臺場景的構思中，融入了很深的用意，即‘大觀園系玉兄與十二釵之太虛幻境’ ，‘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此費盡筆墨，卻只因一個葬花塚。’”

　　王純忠介紹，關于“大觀園”，多年來有不少誤解。原因多是把小說的《紅樓夢》當作歷史看，把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完全等同起來。“馬孝亮先生論定大觀園不是園林，是個人名，是馬大觀的化名。后來又論證是青州偶園、北京什么園子等等，也是這種錯誤的反應。”

　　馬孝亮為什么會發生《紅樓夢》作者問題的錯誤

　　王純忠

　　馬孝亮先生對《紅樓夢》作者問題的誤解，主要在于他使用的錯誤方法所造成。

　　一是他使用了索隱附會的錯誤方法。上世紀初，蔡元培等索隱派紅學家，在推求《紅樓夢》中人物時，主要有三種方法，即品性相類者、軼事有征者、姓氏相關者。如馬孝亮先生推導“孔梅溪”這個與著者有關的人物時，就是使用了“姓名相關”的方法。將大觀園推導為一個人，表示是馬大觀寫的，也是這種方法。

　　二是他使用了傳統考據的方法，而用這些方法解讀《紅樓夢》是錯誤的。考據也叫考證，是運用一定的證據去推出事情真相的一種方法，主要有實證和虛證兩種。訓詁即虛證中的一種，可分為三種情形：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比較互證(義訓)。馬先生把“東魯孔梅溪”的“東魯”二字拆分，解釋為山東魯山。客觀地說，東魯是一個約定俗成而又很寬泛的地理概念，唐代著名詩人李白于開元二十四年曾移家來我省兗州任城東門里居住。他寫了《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送楊燕之東魯》、 《寄東魯二稚子》、《送蕭三十一之東魯兼問稚子伯禽》等涉及“東魯”的詩作。為了把東魯扯上與魯山、與胡梅澗的關系，馬先生拆分以后因聲求義，能有多少說服力呢？把大觀園之“大觀”二字扯上馬大觀，也是可笑的。把“脂硯齋”釋為“馬徵辦喜事，說夢話的房子”，同周汝昌解釋脂硯齋為“蘸著胭脂汁批書的人”一樣荒唐。其他“立松軒”、“杏齋”等解釋，都是這三種虛證方式。

　　三是不懂文學創作規律，曲解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辯證關系。《紅樓夢》在藝術構思上有一個不同于其他古典小說的地方，就是大真大假，融真入假，隱真示假。認識來源于實踐。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地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魯迅先生亦曾指出 ：“《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單是題材好，是沒有用的，還是要技術。”我們從《紅樓夢》大量的生活情境、故事情節、細致的絲織專業技術描繪中，是可以推導出曹雪芹出身于織造世家，曾經有著朱門繡戶繁華生活的經歷。馬锜老先生寫作技術再高 ，“苦熬二十年”就能寫出《紅樓夢》嗎？書中大量新潮的緙絲、瓔珞、倭緞、金西洋自行船、劉姥姥一見嚇傻了眼的“自鳴鐘”以及康熙時期剛剛進口中國、普通官吏也難得一見的“汪恰——西洋一等寶煙”、西洋藥“依佛吶”甚至真真國女孩子、佛郎西牙，久居窮鄉僻壤的馬锜祖孫能見到和用到嗎？馬孝亮為了證明馬氏祖孫創作說的成立，又往前明溯源，找出一個與馬狀元同朝為官的曹愉，說明馬曹兩家的親密關系，但此曹愉又能與曹雪芹、與江寧織造府曹家扯上多少關系呢？恐怕馬警官也說不清。

　　四是附驥揚名、為家族貼金的心理使然。馬孝亮是一個優秀的人民警察，但他同樣沒有脫去中國文人的陋習和痼疾。他所推導的狀元后人寫作《紅樓夢》，很容易使人想到《韓非子》中的著名寓言：“其父善游，其子必善游也？”此是題外話，不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