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按照我個人的標準，改革30年的中國文學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收獲》復刊后一兩年，中國整個社會思想開始解放，各種被禁錮的思潮迸發出來，它們都通過文學集中反映出來。

　　30年中國文學分三個階段

　　早報：您是從1983年開始進入《收獲》雜志進行工作的，根據您25年來對中國文學的觀察，您個人認為，30年中國文學大概可以分幾個階段？

　　程永新：按照我個人的標準，改革30年的中國文學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收獲》復刊后一兩年，中國整個社會思想開始解放，各種被禁錮的思潮迸發出來，它們都通過文學集中反映出來。所以，那個時期的文學特別熱鬧，我們的雜志最高發行量也在那個時候。這是一段特殊的時期，文學肩負了太多社會責任，集中體現了社會各個階層的訴求。

　　第二個階段是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那個時期，文學開始復歸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作家對文學各種形式、樣式進行了實踐、探索。雖然文學不再像過去那樣引起社會轟動，但作家們對文學的探索影響深遠。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文壇誕生了一大批實力派作家。

　　第三個階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文學開始邊緣化、學院化，所以你看到如今的知名作家和批評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學院，而恰恰這個時期文學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階段，文學更加趨于邊緣化。盡管文學正回歸本位，同時趨于邊緣化，文學界依然誕生了一批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賈平凹的《秦腔》、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等，但確實很難再有像1980年代那種令人激動的作品。此外，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實力作家也很難再超越自己。而新生代作家，特別是80后作家，他們和實力作家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年輕作家和實力作家之間需要對話、相互理解，這對文學很重要。

　　早報：再過10年，如果還有第四個階段的話，您怎么描繪這個階段？

　　程永新：排斥新元素、純粹的傳統文學寫作可能進一步被削弱甚至消亡，下一個階段的中國文學必須整合各種文化、文學元素，特別是整合手機、網絡、類型小說等資源。比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從寫作上看與傳統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區別，但其內在文學性和人文精神并沒有變化，中國文學也需要類似探索性的作品。

　　早報：我注意到這幾年《收獲》也發表了一些類似創新性的作品，比如孔亞雷《不失者》、李西閩《幸存者》，您怎么看這些具有創新意義的作品？

　　程永新：《幸存者》寫的是作家李西閩在汶川地震中被埋幾天的真實感受，你覺得是紀實文學還是小說？《不失者》則更多帶有后現代的濃厚色彩。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你無法用傳統的文學標簽歸類的作品，實踐還在進行中，但這些都是我們樂意看到的。

　　《收獲》并不“策劃”爭議

　　早報：2000年第一期《收獲》上發表棉棉的小說，后來是網絡作家安妮寶貝的作品，80后代表作家張悅然等等。但我們還沒有覺察到，他們有可能匯集成1980年代時期的各種文學流派，您怎么看？

　　程永新：從巴金開始，老一輩的作家和編輯們對文學新人從來都是非常關愛的，這是一個傳統，它延伸到1980年代、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從來沒有中斷過。我們的愿望就是把各種流派中比較優秀的作品匯集起來，這是《收獲》的胸襟。

　　我們也在思考新世紀文學路怎么走？1980年代知性寫作是否還有前途？從文學30年看，《收獲》就一直在發現新力量。但必須看到，新世紀以來的一批年輕作家，他們的成名雖然和余華、蘇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時代畢竟不同了，他們的個人價值觀、知識結構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因為有區別，年輕作家的寫作更加多元化、私人化、個性化，甚至娛樂化。我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好，這恰恰是這個時代的特征所在，他們確實也很難像1980年代那樣進行趨同化寫作。

　　早報：因為思想解放、社會大變革的奇跡，1980年代年輕或者老作家迅速占據中國文壇主流，這批實力派作家至今占據著中國文壇主流話語，年輕作家已經和所謂體制和主流沒有太大關系，他們直接跟市場接軌，而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卻比較尷尬。

　　程永新：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走進文壇時，他們面對著非常大的壓力，前面有那么多實力作家已經橫空出世走在了前面，如果要超越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從寫作上看，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面對著一個相對正常的文學環境，循著文學規律進行創作。他們的工作已經回歸到單純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創作和思考也更冷靜、深入，文學確實已經擺脫了那些本不該它承擔的責任。

　　早報：文學正在回歸本位，回到其邊緣的位置，但我們依然懷念著文學發揮巨大能量的1980年代，而且相當部分引起社會爭議的作品就是在《收獲》上發表的。當時編輯部是刻意想通過文學引領社會討論嗎？

　　程永新：《人到中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批作品在《收獲》上發表之后，引起了巨大爭議，甚至全國大討論，這些都不是我們預料的，我們也沒有刻意說要引起社會討論，雜志只和文學有關。我們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時代，社會一點一點在進步往前走。作家的寫作和思考非常敏銳地觸及到了整個中國社會進步，所以不是我們雜志在策劃什么，我們只是感覺到了這種變化。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正面描寫中國人的性這個話題，所以爭論在所難免。李小林不久前曾披露了巴老當年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看法，因為當時北京有人打電話到雜志社質疑，《收獲》怎么能發表這樣的作品？巴老的回復大意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嚴肅的文學作品，沒有迎合市場化的傾向，有人說小說寫得有點“黃”，但寫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說的是，《收獲》不是什么爭議策劃部，每一代知識分子和作家對社會都有自己的敏銳判斷力，我們只是敏感地將這些人或作品匯集了起來，但本質上我關注的是文學。

　　收獲季節

　　張煒：那個白天上班

　　深夜寫作的年代……

　　1985年我在《收獲》上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你好！本林同志》。小說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還是濟南機關里的工作人員，寫小說是我的業余愛好，常常下班寫小說寫到凌晨一兩點鐘，然后7點30分到機關打掃衛生，1984年底我才正式開始專業寫作。一直認為，寫《你好！本林同志》的那個年代，整個社會生氣勃勃，環境比較單純，人也更健康、有力。后來還在《收獲》上發表了《九月寓言》，直到現在，我還認為《九月寓言》是我最看重的作品。

　　葉兆言：《花城》退稿

　　成就一樁“好事”

　　中篇小說《五月的黃昏》寫于1985年，當時我還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的研究生，寫完之后最先托朋友給了《花城》雜志，我以為已經發了，所以也沒有在意。但一年后，稿子退了回來，我只好再轉給《收獲》，然后在1987年出版，那個時候我也從南大畢業了。要知道，當時我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學生，要發表作品是非常困難的，手頭積壓了一批作品，只要能發表就行。

　　麥家：10年寂寞等待

　　終于打動《收獲》

　　我直到2005年才開始在《收獲》上發表作品，先是那年第二期上的《一生世》，接著是《密碼》，這個時候我在文壇已經比較出名了。可能別人不知道，其實我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給《收獲》投稿，但是他們的要求實在太高了，收到的是一篇篇退稿信，但我不氣餒，用了10多年時間終于打動了《收獲》的心。這也證明我其實是個非常笨的作家，我給《收獲》的投稿過程，也是我個人寫作忍受寂寞的漫長過程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