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7日零點，達賴化裝后逃離拉薩，前往叛亂武裝根據(jù)地山南地區(qū)。達賴出走后，人民解放軍用兩天時間平息了拉薩地區(qū)的叛亂。3月26日，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宣布“西藏獨立”，成立了“西藏臨時政府”。之后，他們逃往印度。

　　達賴喇嘛的無理訴求

　　叛逃到印度后，達賴喇嘛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駐印使館將“達賴記者招待會情況”電傳北京。編號為105-00406-01的檔案詳細地記錄了記者會的情況。

　　記錄顯示，達賴要求成立“大西藏”，恢復1950年前西藏的地位；要求西藏“自由”，“中國人”退出西藏；表明他和他的噶倫組成西藏“真正的政府”(《政治家報》)。《印度快報》說，達賴聲明看來像一個“流亡政府首腦的聲明”，他一再用“我和我的政府”這一稱呼。

　　印度外交部發(fā)言人森恩拒絕發(fā)表對達賴聲明的意見，原因是“尼赫魯不在德里”，他不能談。但森恩說，“達賴成立流亡政府的事，不會在印出現(xiàn)。因印不認為藏為主權國”。

　　6月25日，駐印使館又給國內(nèi)發(fā)了一份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對記者招待會之后情況的進一步追蹤，“印資產(chǎn)階級報紙又展開了一場反華宣傳攻勢”，基本觀點是：為達賴叛國聲明喝彩，企圖在政治上打擊我國，并動員“國際輿論”對我施加壓力；有些報紙將達賴稱為國家“元首”、“領袖”。個別態(tài)度友好的報紙則譴責印度政府，為什么允許達賴在印進行政治宣傳，要求達賴到美國去。

　　檔案文件中記錄，印共自由報對達賴聲明已進行了駁斥，指出達賴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并將此聲明與尼赫魯過去的聲明作了對比。但駐印使館認為“對印度通過達賴反咬我國的陰謀，似揭露得不夠”。

　　駐印使館建議，“印政府和報界都急于想知道我對達賴聲明的反應，《印度斯坦時報》24日社論即在這方面有意刺激我國早作表示，23日晚《印度斯坦時報》記者兩次來電話，最后并親自跑到使館來打聽我方是否已有反應。”

　　中方密切關注印度的幕后角色

　　中國駐印大使館一直密切關注達賴叛逃后印方的反應。1962年1月27日，駐印使館電告國內(nèi)，“近來印度對西藏叛匪的一些做法值得注意。”

　　在檔案材料中，這些值得注意的事項包括：印報紙除經(jīng)常報道叛匪在西藏進行“游擊”及“游擊區(qū)”擴大等消息外(來源說是剛渡和加德滿都)，報道叛匪在印活動情況(及照片)增多。印度政府曾宣稱要將列城變成佛教活動中心，以代替拉薩，并由政府幫助在該地建立佛教哲學學校等。

　　“另據(jù)叛匪透露消息：達賴駐德里辦事處將要公開掛出牌子，此事已得到印、英、美、西德等十四國的同意。確否待證。”

　　大使館推測，“這些叛匪活動表面上是以反動的民間團體出面邀請組織，實際由印度政府暗中支持并有政治活動。”是否要對印度提出抗議，將矛盾公開化？使館建議，“一時尚缺乏強有力的證據(jù)。除我們密切注意情況發(fā)展外，是否需要表態(tài)，國內(nèi)有何考慮請示。”

　　外交部回電說，“請你館各單位密切注意發(fā)展，設法弄清情況、證據(jù)，特別是每項活動的政治內(nèi)容和印官方表態(tài)。對達賴駐德里辦事處也要弄清，目前是只具空名還是有具體人在活動，于駐在國和其他外國有何交往。待材料充分、證據(jù)確鑿后，再考慮交涉問題。”

　　1962年，是達賴流亡印度三周年，駐印大使館4月3日給印度外交部一份“關于西藏叛匪在噶倫堡‘紀念’叛亂三周年的備忘錄。”但印外交部“辯稱我陳述不確”，并稱“和平性游行，只要不威脅法律和秩序，當局無權采取行動”。

　　達賴盜賣金銀財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