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炕頭收青銅器

　　入冬后的石樓縣格外冷清縣。

　　龐胖子在某村的朋友處住下，當晚，家里來了一群人。

　　從他們的裝束看，大都是當地農民，衣服破舊，面容憔悴，每個人都拿著一個編織袋，在屋子昏暗的燈光下，從編織袋中掏出東西一件一件擺在地上。

　　全是青銅器！記者仔細看了一下，劍、壺、杯、鼎、編鐘，各種器具都有，有的還帶著沒有擦掉的泥土。

　　龐胖子認真挑起來。“這個掉了個耳，沒什么價值了……這個還不錯，有沒有別的……”屋子里充斥著塵土揚起的味道，經過1個多小時的“鑒定”，龐胖子挑了6件青銅器，談好了價錢。挑中的人顯得很高興，和龐胖子套著近乎，沒有被挑中的人悻悻離去。等人散盡后，龐胖子對記者說：“你看見了吧，我們這兒就出這個，很多人靠這個糊口發家呢!”“那這些東西從哪里來的呢？”記者詢問。“哪兒來的，祖宗給的！”龐胖子大笑著，“明天帶你去看看。”

　　嚴冬的清晨，村子里異常安靜。龐胖子叫醒記者出門，走過一段山路，在半山坡的一處土堆旁，記者見到一個洞。

　　1平方米左右的洞口，往里望去，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你昨天晚上看的那些東西就是從這些地方來的，這就是墓口，你看那邊，還有一個。”

　　記者繞著山坡走了一圈，大大小小找到近十個這樣的墓口。“石樓縣一直就有挖墓的故事，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也說不清。但上世紀90年代起，挖墓的人多了起來，最早是河南人，后來臨汾、侯馬那邊也有人來。”就是從那時起，龐胖子接觸到了青銅器，他最初見到的是一個河南人，給那人當向導，一天可以掙10元錢。后來他成了這些外來盜墓者的“御用向導”，幫他們找墓，聯系車輛，協調關系等等。1年后，跟隨多次盜墓后，龐胖子也學著開始挖，他找到幾個同齡的好友，利用自己的經驗和學到的盜墓技術，挖到了不少“寶貝”。“那時候東西便宜，一件品相不錯的青銅器，幾十塊、幾百塊也賣過，一有了新貨，馬上就有人來收，各地的都有。那些陶器什么的，誰都不懂，挖出來就砸了，就是要銅家伙。”不到一年，龐胖子靠此成為當地的“萬元戶”。“現在的好東西基本沒有了，這里的墓大部分被盜過，剩下的都是些破爛了。”龐胖子講，他認識的很多盜墓者都沒活可干，開始偷廟里的東西，或者石雕石刻之類的賣。“其實挖墓很簡單，一般得有個風水先生，以前的人下葬都講風水，有了風水先生，很容易找到墓道和位置；再有一個向導，去哪個村挖需要有熟悉這個村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好解決。接下來就是幾個挖墓的人分一下工，工具很簡單——鐵鍬、手電、小鏟(洛陽鏟)，偶爾會用炸藥，一般從開始到挖出東西來，頂多一周”。

　　文物就這樣悄悄流失

　　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頒布實施后，政府加大了對盜墓、走私文物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就是那個時期，龐胖子開始“轉型”。

　　他告訴記者，他“轉型”并不是因為怕被抓住，而是因為一次到廣州的經歷。

　　2000年，龐胖子帶著一批“貨”同一個文物商販到廣州去，他了解到了新的“行情”：廣州、深圳有很多文物二道販子，他們從龐胖子這樣的人手中收回青銅器，然后倒手賣到香港，賺到的錢是他挖墓的數十倍。

　　“這樣風險又小，賺得又多”。龐胖子開始學習如何“轉型”：“走私文物是犯法的，但取證很難，如果要定罪，首先要知道這個文物是從哪個墓里挖出來的，被盜后有記錄，核對后屬實才能算盜賣文物，但那么多墓里的文物，也沒人報案，誰都不知道是哪個墓里的，沒主兒也就沒法定罪。”那時，龐胖子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他逐步適應了從盜墓者到文物商的轉變，那時，他的目的地主要是香港。香港是亞洲最大的中國古玩集散地，也是全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地。在這里，除每年都有國際老牌拍賣公司蘇富比、佳士得定期舉辦的中國文物拍賣會以外，還聚集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他們經營著幾百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賣公司、古玩商店、文物公司，經營項目全部都是中國文物。而在這些中國文物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則是出土文物。更為主要的是，在香港，文物買賣是公開、合法的。

　　龐胖子給記者講述了將墓中文物帶出境的辦法：當時往來大陸、香港的貨車很多，可以在貨車上弄個夾層，一次可以帶出一大批；或者找那種工藝品商，把文物混在其他青銅器工藝品中，也能帶出去；最簡單的是“人運”,對象是天天往來大陸、香港的普通居民、菜農、商販，把小件的物品直接放在他們的包里，直接過關，一般沒人會查。

　　而他講述了“更絕”的一招：他還會自己跑到香港去買自己賣出去的東西。原因是在香港買賣文物合法，把這些走私出去的文物在香港買下，發票一開，申報過海關時再蓋上“入關火漆”，便可以改頭換面，成為合法的私有財產了，被盜文物自此便有了身份證，可以在國內拍賣會上合法拍賣，利潤相當高。

　　在香港開古董店的中國文物鑒賞家丘小君告訴記者：這還不是這些青銅器的最終歸屬，大量的歐美買家會到香港來“選貨”，那時價格又會翻幾倍。香港，成為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轉站，內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隨后流散到了美國、日本、東南亞和中國臺灣等地。現在香港中環的荷李活道和上環的摩羅街上，有著大量來自大陸的青銅器，品類和種類非常多，而這些，相當一部分來自山西。

　　國外博物館里有山西館

　　像青銅器這樣的遭遇，在山西文物圈里并不是孤例。山西明清家具的遭遇與青銅器極其類似。

　　山西省收藏家協會副秘書長牛潤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述了一段山西明清家具的流失史：上世紀80年代末，明清家具在歐美受到追捧。那時，山西本地從百姓到相關部門，還沒有把明清家具列為保護文物，只覺得是實用品，充其量算工藝品。就是這時，北京、天津、河北的一些藏家蜂擁而至，一到周末，山西晉中的鄉村中，到處都是收明清家具的外地人。“山西的明清家具全國最多，品相最好，尤其是明代家具，我當時也知道家具是寶，但當時咱們民間的收藏力量太小了。有一張床，當時9萬元人民幣能拿下，但就這9萬元，大多數人拿不出來。今年5月，我在英國看了一場拍賣會，就是那張床，最后的價格是近380萬元人民幣”。牛潤生說，當時沒有人重視、也沒有人研究，很多好的家具就直接當作木材在天津海岸裝船運往了海外。

　　丘小君到過美國眾多博物館，“很多東西，比山西省博物館或者說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東西都全，比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里面就專門有山西館，里面的文物眾多，甚至有一堂完整的明清家具，一看款式就是山西流出去的……佛像、雕像、壁畫，眾多山西的文化史證，也都出現在國外的博物館里。”

　　除了流失海外的部分，近幾年來，隨著國內收藏市場的升溫，山西文物的部分流向由國外轉向國內。“明清家具最明顯，5年前，只要有第一手的信息，肯定是先通知北京、天津、河北的買家，因在《百家講壇》講家具躥紅的馬未都老師，當年就多次來過山西，我也接待過。咱們自己留不住，都讓人家給買走了。”牛潤生無奈地說。在珠海的三鄉鎮，曾經是全國古家具的集散地，他們把從全國買來的古家具重新修整包裝，再轉手賣出，這其中，山西家具占了很大的比例。

　　“這些年，古家具已收不到了，都賣完了”，在晉商故里平遙，一位文物保護單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晉中的幾個著名民居中，擺放的不少是南方明清家具仿品。

　　文物保護還需各方協力

　　在青銅器出土較多的呂梁市石樓縣，文物保護資金貧乏，縣文物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保護資金具體缺口多少得等到2011年年底第三次文物普查結束后方能確定。而現在，他們的預算一年才兩萬元。“相比巨大利潤刺激下瘋狂的盜墓，這點錢不值一提，但我們是貧困縣，確實沒錢啊！”這位負責人很苦惱。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地公安部門為打擊盜墓行為，想發展“線人”、有獎舉報，但寥寥獎金的結果是群眾報案寥寥無幾。

　　牛潤生說，山西收藏人數雖多，門類雖繁，但大都不精，屬于雜類，文物價值不高、藏品檔次不高，古玩經營者甚眾，但缺乏行業領軍者，認知水準也很有限。他希望近期在收藏品市場崛起的山西富豪們，能多關注具有本省地域文化的文物，為保護山西文物出把力。

　　丘小君在世界各地考察過多個國家的文物保護，他認為，山西不妨學習一些外國的文物保護經驗，國家沒有能力確保文物不流失，就給私人博物館和企業文化博物館留下一些空間。在日本，一些大企業通過藝術品的收藏和展覽，一方面作為長期投資，一方面還可以宣傳企業文化。

　　記者 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