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故宮，在臺北。

　　1948年12月22日，南京下關碼頭，中鼎號軍艦辟開兇險的海路，四天后，712箱文物到了基隆港。此后，海滬號國寶3502箱，昆侖艦1248箱，陸續(xù)漂洋過海。集體大遷徙的65萬件文物大都來自北京故宮。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避戰(zhàn)火，它們曾被迫南遷，之后到了南京后又“馬不停蹄”遷往臺灣安家。這是人類戰(zhàn)爭史上、文化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文物大遷徙。自此，海峽兩岸，一宮兩院。

　　今天的臺北已不再遙遠，有關臺北故宮的人和事卻依舊在歷史的煙塵中。現(xiàn)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毛公鼎、三希之首的《快雪時晴帖》、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它們，整整60年的相隔，成了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為了揭開塵封已久的那段歷史，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周兵和他的團隊再次打造了《臺北故宮》，本報也回訪當年的當事人和相關學者，還原出這些國寶的故事。不同文物門類的頂級國寶的身世、流轉及臺北故事都將得到解密，毛公鼎的離奇收藏史，汝瓷中的天青無紋橢圓水仙盆與粉青蓮花式溫碗的“爭鋒”，“三希”《快雪時晴帖》與《中秋帖》、《伯遠帖》的隔岸相望……這些國寶自身的“講述”，講述的是一個鮮活的文明傳承史———是誰創(chuàng)造了歷史，又是誰讓歷史延續(xù)，薪火相傳。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凈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勢，半球狀深腹，垂地三足皆作獸蹄，口沿豎立一對壯碩的鼎耳。文物界公認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時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內鑄有32行關于“冊命”毛公瘖的銘文，故名“毛公鼎”。

　　497字銘文奠定國寶地位

　　1843年，道光23年，陜西岐山的莊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重器毛公鼎。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代的，有著2800年的歷史。

　　故宮博物院青銅器研究專家丁孟介紹說，中國自漢代以來對銅器就極為重視，到了乾隆更是對金石學進行了大力度的推動，當時的官宦階層對青銅器都極為重視。毛公鼎出土時無破無損、極為完整，更可貴的是鼎內腹部的字數(shù)極多，有32行、共497個字的銘文(也有說法認為是499個字)。

　　迄今為止，毛公鼎是銘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寶。要知道，當時的青銅器不但以質地、古舊程度論價，而且還按照銘文的字數(shù)加價，一個字可以加一兩黃金。

　　咸豐二年，即1852年，清朝翰林院編修、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從一戶姓蘇的人家買到毛公鼎。陳介祺收藏的文物，大都樂于公睹于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唯有對毛公鼎，始終深鎖秘藏，秘不示人。

　　此后，隨著滿清王朝的徹底覆滅，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國人于天津開辦的華俄道勝銀行。1920年，美、日列強商賈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購。消息被時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得知，葉迅速和其他兩人籌資3萬元，將鼎從道勝銀行贖獲。葉恭綽將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園”。

　　抗戰(zhàn)爆發(fā)后，蘇皖一帶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領。為查訪毛公鼎的下落，日本憲兵隊到處搜尋，鬧得雞犬不寧。

　　住在香港的葉恭綽萬分焦急，他委托友人設法仿造了一只銅鼎，交到日本憲兵隊。而真正的毛公鼎則偷運出上海，秘密帶往香港。

　　后來，上海富商陳詠仁表示愿意以300兩黃金買下寶鼎，并同意葉恭綽的約法三章，承諾勝利之后一定捐獻國家。1946年，寶鼎被捐獻給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國寶避戰(zhàn)火遠遷臺灣

　　1948年，戰(zhàn)亂之際。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的兒子李光謨回憶，當時戰(zhàn)事對國民黨很不利，“他們步步退縮。”那時，李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朋友圈里已經傳言南京危急，要把故宮博物院等處的文物搬移，“只是具體運到哪兒，還一時沒有決定，后來覺得大陸哪個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覺得應該運到臺灣去。”

　　反對聲也有。“他們認為文物不應該這么折騰。我父親覺得戰(zhàn)爭與文物勢不兩立，應該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謨說。

　　遷臺的決定最終還是下達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翁文灝邀集常務理事朱家驊、王世杰、傅斯年、李濟、徐森玉等，以談話會的方式密議，商定選擇故宮精品，以600箱為范圍先運到臺灣，而以參加倫敦藝展的80箱為主。

　　對于文物遷臺，李濟曾在與朋友交談中表明了他的心跡：“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有人勸我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慮的是保護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

　　1948年12月22日，“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臺灣，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后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

　　連同毛公鼎在內的文物，以及李濟等人共同登上了國民黨海軍軍艦“中鼎號”。李光謨清楚地記得，船是登陸艇，并不太大，不過船艙內有較大的空地放文物。“中鼎號”載運了故宮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圖書館”60箱，以及“國民政府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共計772箱。所有的文物裝在木頭箱子里，“各個單位都有老技工，他們用好幾層油紙包裹文物，甚至還考慮到從高處摔下不被弄壞。”

　　1948年12月26日，中鼎號抵達臺灣基隆港。隨后，這些文物又被運到臺中，暫時放在鐵路庫房中。

　　對這段歷史，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周兵頗有感慨：“那時去臺灣的很多專家，覺得在臺灣呆不了幾個月就會回大陸，結果幾十年終老在臺灣了。當年很匆忙，很多人都沒來得及跟自己的老母親話別，隨隨便便拿了點東西就去了臺灣，想著幾個月后就能把文物重新帶回北京故宮，沒想到一去幾十年。”

　　毛公鼎成永不更換的展品

　　毛公鼎在內的三批文物運臺后，除“國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臺北，“中研院”文物暫存臺灣新竹縣的楊梅，其他文物皆轉到臺中糖廠倉庫儲放，并重新編箱編定《存臺文物清冊》。此后，當時的“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與北平故宮博物院運抵臺灣文物，構成了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運到臺中糖廠，只呆了一年多的時間，由于沒有更多的庫房，文物不能展覽，也沒有辦法保護，文物專家們又找到了臺中的霧峰鄉(xiāng)北溝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還留在楊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從臺中糖廠運到了霧峰，在這個地方呆了十多年，一個臨時機構“臺北博物圖書院館聯(lián)合管理處”也成立了。

　　1957年春天，北溝庫房的西邊空地上蓋起了一座小規(guī)模的陳列室，毛公鼎又開始落戶在這個占地僅有600平方米，相當于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新家。此地也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1965年臺北故宮正式落成，毛公鼎成為臺北故宮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換的展品，“臺北故宮建立時就已經考慮了現(xiàn)代化的展陳條件，由于毛公鼎對濕度特別敏感，所以毛公鼎陳列處特別考慮了濕度，而溫度一般控制在20多度左右，”丁孟指出。

　　由于毛公鼎銘文解讀容易，學界對毛公鼎的研究主要放在斷代上。丁孟表示，毛公鼎銘文上只記載了“王”，但具體是哪個王，學界對此經過一番研究。最初，有說法提出是周厲王，不過后來越來越多考證支持是西周晚期宣王時期所制，這也成了主流說法。

　　當然，毛公鼎的傳奇也不僅限于學界。為了讓普通民眾對毛公鼎有更多認識，臺北故宮于2005年制作的形象宣傳片中，就將毛公鼎以更為現(xiàn)代的方式介紹給普通民眾。

　　C14、C15版采寫本報記者 李健亞

　　本文感謝以下受訪者：丁孟(故宮博物院青銅器研究專家)、李光謨(中國人民大學離休教師，考古學家李濟之子)、周兵(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劉慶功(上海大學藝術研究院)。本文圖片及部分資料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九州文化傳播中心、良友(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良友紀錄片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