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通知，讓他們按月拿到了工資

　　老干部們剛到大食堂吃飯時，有些不習(xí)慣。我們曾想給他們指定窗口買飯，免去排隊之累。他們沒有接受，愿意同工人一起排隊。我們也跟食堂交代，他們中間誰病了，給做病號飯。誰愿意吃什么菜，來個小炒也可以。那時候就餐要帶許多票證，買主食分粗細(xì)糧，買菜有菜票、油票，用起來比較復(fù)雜。他們擔(dān)心付票動作慢影響后面的職工，就干脆把放票證的紙夾子一下交給賣飯賣菜的炊事員自取。為此經(jīng)常引得人們一邊發(fā)笑，一邊安慰他們說，不急不急。工人們不理解的是，那么高的領(lǐng)導(dǎo)干部，為什么都不舍得買貴一點的菜吃。他們哪里知道，這些老同志有的被“造反派”奪權(quán)，工資停發(fā)，每月只發(fā)給十幾元的生活費，吃得起好菜嗎？有的把煙都戒掉了，戒不掉的買不起香煙，就在街上買煙葉卷著抽(當(dāng)時稱“吹喇叭”)。即便這樣也不敢放開抽。把煙葉撒成小片，實行自我限量，每日六小片，不夠就忍著。朱德海同志便是這樣做的。他手中拮據(jù)得很。一次，我去他的房間，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用手絹包著的小包給我看。我以為是什么寶貝呢，他一層一層地解開，原來是幾張有整有零的人民幣。他對我說:“這是我攢下來的16元錢，夠我女兒來北京看我的單程火車票錢了。再攢16元，就可以讓她來了。”

　　當(dāng)時這些老同志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次苦中尋樂的“晚宴”。記得那是一個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進(jìn)樓門，便聽到陣陣的歡笑聲。走近發(fā)覺笑聲是從江渭清的房間傳出的。我敲門進(jìn)去，只見桌子上放著兩個白色飯碗，一個碗內(nèi)盛著半碗白酒，一個碗里是豬頭肉，在盛肉的碗上搭著一雙筷子，五個人坐在桌子周圍，高興地推讓著從誰那里開始喝。見我進(jìn)來，忘了是誰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叫我坐下一起喝。我說我酒精過敏，有福享不了。但是我愿意同老同志們共享這種快樂和氣氛。我說，我到食堂再取幾雙筷子吧？他們說不必，共用一雙筷子顯得更親切，更隨意。他們還講述了這次“晚宴”的發(fā)起過程，推舉哪兩個人去買的半斤酒和一斤豬頭肉。張平化說，多少年了，這種“打牙祭”的形式，還是唯一的一次。他們邊聊邊喝。我注意到了，輪到誰喝，也只是端起碗來輕輕地抿一下，夾一小塊肉。不知轉(zhuǎn)了多少圈，那點酒、那點肉，才被喝干吃盡。

　　相比之下，這些老干部的生活條件，落差實在太大了。在正常的情況下，組織上為他們配有炊事員、警衛(wèi)員、專車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衣食住行都用不著自己操心。而如今，單獨一個人出來，生活靠個人照顧，的確存在許多困難。既然遇到了這樣的處境，老戰(zhàn)友們就互相幫助。例如，黃歐東省長有心臟病，怕在夜間發(fā)作，他就同他的兩邊鄰居張平化、朱德海商量，以拍墻為號，聽到拍墻聲，就趕快到他房間幫忙。說著，他們進(jìn)行了演習(xí)，張、朱回各自的房間，這邊一拍墻，二人聞聲一齊跑了過來。黃滿意地說:“挺及時，沒問題。”

　　我把上述情況向家鼎同志匯報后，他說，這些老同志的生活過得太艱苦了。還說，要盡快回去向總理報告。幾天后，他滿帶喜悅地向我傳達(dá)了總理聽他匯報時的情況和圓滿的結(jié)果。家鼎同志說，他是在一天夜里在總理辦公室里向總理匯報的。當(dāng)聽到幾位老同志共用一雙筷子小酌的場面時，總理哈哈大笑。他說，這些同志生活已經(jīng)大眾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過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華同志，很講究的，客廳、衛(wèi)生間、臥室里，甚至門把手上都放著濕毛巾，以備隨時擦手。現(xiàn)在能同多人用一雙筷子吃東西，真不簡單，還是多接近群眾好。往下聽，總理的情緒就大不一樣了，也很少再問話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總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著，時而停下仰望夜空，時而又慢慢踱步。許久，總理指示他馬上請值班的同志，電話通知遭受扣留工資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從下個月起，將他們的工資，按月全額寄至中直招待所轉(zhuǎn)交本人手中。下個月，幾位被扣工資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資，個個高興不已。張平化說:“以前我還從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是多少，原來每月三百多元啊！”朱德海也說:“過去都是秘書和管理員代辦的，自己從不過問。”

　　他們感激周總理，同時又心疼周總理。他們說，總理無微不至地保護(hù)我們，可是，他的處境也十分困難，林彪、“四人幫”視他為他們搶班奪權(quán)的最大障礙，對總理實施栽贓、誣陷、刁難、圍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圖扳倒總理。然而，總理為了黨的前途和命運，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爭著、工作著，置個人安危于不顧。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關(guān)于加強戰(zhàn)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通知”。徐向前、江華、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這個通知后不久，倉促離開了工廠。他們聽說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誰也不知道。記得，徐向前元帥走時，他的車路過軍宣隊門口，自己來不及下車，讓秘書進(jìn)去代他打了個招呼，即疾駛而去。離開最晚的是張宗遜、王恩茂，在1972年離廠。

　　數(shù)年以后，也就是在江華、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復(fù)出工作后，我們又見面時，他們曾一再感慨地說，當(dāng)年，周總理擔(dān)心我們被揪斗、遭迫害，報請毛主席同意，把我們從地方召到北京，今天這里，明天那里，擇地轉(zhuǎn)移，目的就是保護(hù)我們的人身安全。真是無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間雖然生活條件苦一些，但最終我們還是被保住了，成為幸存者。這樣才使我們獲得機會，繼續(xù)為黨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華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1980年又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主持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審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張平化、張宗遜等，都先后又走上黨和國家的重要領(lǐng)導(dǎo)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組部、國家有關(guān)部委等單位安置在二七廠的十多位干部、學(xué)者和其他權(quán)威人士，也同樣得到了有效的保護(hù)。

　　陳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