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沈從文結識于1925年初。沈從文向《京報》投稿與胡也頻相識，丁玲聽胡也頻說沈從文“長得好看”，特意與胡來看望，從而開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剪不斷理還亂的沈丁恩怨。1925年初，沈從文因向《京報·民眾文藝》投稿而與胡也頻相識。不久，丁玲聽胡也頻說沈從文“長得好看”，特意和胡也頻一同來看望他，從而開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剪不斷理還亂的沈丁恩怨。

　　因同為湖南老鄉(丁玲出生在安福縣，即現今的臨澧，與鳳凰共傍一條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對故鄉的懷念，很快就拉近了兩人的距離。當時，丁玲獨自住在通豐公寓，正打算報考藝專。在沈從文眼中，丁玲是個“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記丁玲》，第32頁)，不愛修飾，有一點男人氣質。沈從文與之相識時，胡也頻已經愛上了她。丁玲事業受挫，又時常思念夭亡的弟弟和遠在家鄉的母親，心情抑郁。不久，她便獨自回鄉看母，胡也頻隨后徒步尾隨而至。當沈從文1925年中秋節再度與他們重逢時，丁玲已經接受了胡也頻的愛。丁玲與胡也頻重返北京后，全靠丁玲母親接濟。因經濟拮據，兩人又年少，時常為一點小事爭吵，沈從文從此充當了和事佬和救火隊員的角色。

　　三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因發表文章屢受屈辱，便萌生了自己掙錢辦一個刊物的想法。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好畫餅充饑。后來，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待不下去，兩人又返回湖南。這期間，胡也頻經常將詩稿寄給北京的沈從文，托他轉給漸趨熟悉的《晨報》和《現代評論》發表。由于胡也頻、丁玲的字體和行文方式與沈從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讀者幾乎都誤認為也頻、丁玲是沈從文的另一筆名。為此，沈從文、丁玲和魯迅之間還引起了一場嚴重的誤會。1925年4月30日，丁玲因上學無望、處境艱難，向魯迅寫信請教人生的出路問題。魯迅不知丁玲其人，向人打聽，聽孫伏園說，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樣信件，筆跡很像休蕓蕓的(沈從文曾在周作人編輯的《語絲》上發表過《福生》，周作人自然記得他的字。)。魯迅便認定此信是沈從文化名而寫，而他本人又最討厭男人化用女人名字，所以未曾給丁玲回復。這種誤解，導致沈從文在魯迅生前未曾謀面。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彼此在文學上取得成就的欣賞。

　　1925年徐志摩主編《晨報副刊》后，沈從文的文章得到了較多的發表機會，他開始在北京文壇顯露頭角。從1924年12月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27年底，沈從文已出版了《鴨子》和《蜜柑》兩個集子。抒寫的主要是他“生命所走過的痕跡”(《致唯剛先生》，《晨報副刊》1925年5月12日。)的往事回憶和平生遭遇。

　　《今寓言》馮雪峰著1928年1月，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兩個月后，胡也頻和丁玲出現在沈從文面前，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杭州。當天晚上，丁玲和胡也頻又爭吵了一宿，此次齟齬不同以往，原因是在北京時，丁玲想去日本，由王三辛介紹湖畔詩人馮雪峰來教她學日語，丁玲為馮雪峰的文學才華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從靈與肉方面都深深地愛上了馮雪峰。愛情的火焰愈燒愈熾，丁玲奢望以時空來割斷她和馮雪峰之間的感情，叫他獨自離京南下。可馮雪峰走后，她卻難以忍受對他的思念，便尾隨而至，并叫馮雪峰在杭州葛嶺預先為她和胡也頻租房。此次路過上海，她與胡也頻的爭吵自然不同以往的瑣事，牽涉愛與不愛的責難。第二天，丁玲和胡也頻就去了杭州。不到一周，胡也頻獨自一人返回上海。后來，丁玲幾經掙扎，難以舍棄她與胡也頻幾年來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堅固的感情聯系”(尼姆·韋爾斯：《丁玲——她的武器藝術》，轉引自《丁玲研究在國外》，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回到了胡也頻身邊，丁玲和胡也頻、馮雪峰之間的感情糾葛才算暫時了結。

　　從此可以看出，沈從文在這場三角戀愛中只是一個配角。由于他與其中的當事人相處日久，又時常同住一個公寓。不久，有關他和丁玲、胡也頻之間“三角戀愛”的消息，在上海灘不脛而走見(《作家膩事》，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第18～23頁。)。在武漢大學教書的沈從文此時并不知曉，直到1931年1月，他返回上海過寒假時，始才風聞。同年8月，他在《記胡也頻》中對此事也有隱約的透露。20世紀80年代，丁玲讀到《記丁玲》時，甚為反感文中的“同住”字眼。誠如凌宇所言：“同住”與“同居”在漢語的詞義中，是明確無誤的，不應有歧義。丁玲忌諱沈從文在文中的“同住”與她當時的整體心境有關。(參見凌宇：《沈從文傳》，第240頁。)事實上，他們之間的“三角戀愛”純粹是上海小報的造謠。

　　可如何看待沈從文與丁玲的關系，研究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會超出朋友的范圍(同上書，第241頁。)。其二認為，他們相互愛過如閔建國就持此種觀點，認為沈從文對丁玲愛得細膩而悲傷。(參見閔建國：《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婚戀與創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頁。)。前者僅僅論證了丁玲不可能喜歡沈從文，因為在她眼中的沈從文一貫“軟弱”、“動搖”和“膽小”。沈從文對丁玲的感情如何，未曾涉及。后者，僅提出觀點，并未佐證，自然不可信。那么如何看待沈從文與丁玲的關系呢？或許金介甫的觀點較為公允。他考證沈從文在1926年3月曾為丁玲寫過一首愛情詩《呈小莎》，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隨在你身邊：/男人在你跟前默默無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誠一片——/在你后邊舉十字架的那個人，/默默看著十字架腐朽霉爛。”丁玲在與沈從文初次見面時也夸他“長相俊美”，但他們之間的關系，至多只是“沈從文早先對丁玲產生過柏拉圖式的戀情”而已(參見《鳳凰之子：沈從文傳》，第121～168頁。)。朋友抑或戀人？似乎二者都不全面。男女之間除了友情和愛情外，應該還有介乎友情與愛情間的感情，這或許就是今天流行的“第四種感情”。這可以從他們之間的交往，特別是胡也頻死后沈從文的表現得到佐證。

　　1928年7月，丁玲隱忍著對馮雪峰刻骨銘心的愛，和胡也頻一同從杭州返回上海。胡也頻受昔日熟人彭學沛的邀請，擔任他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他們仨曾經想創辦自己刊物的夢想終于找到了實現的平臺。為此，他們同在上海薩坡賽路204號租房而居，并分別負責刊物的出版發行。1929年1月，由胡也頻負責的《紅黑》雜志和沈從文、丁玲負責的《人間》月刊正式出版發行。奉行文學“獨立”的辦刊方針，在政治斗爭和經濟壓迫的雙重擠壓下，是注定行不通的。《人間》、《紅黑》分別在出了4期和8期后，就難以為繼。然而，他們文學理想的實踐收獲還是很大的。他們不僅各自在此期間寫了許多作品，如沈從文取材苗族傳說的《龍朱》和《媚金·豹子與那羊》，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面》，丁玲的《韋護》等，而且還以“二○四號叢書”和紅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七種小說單行本。

　　為生計和償還辦刊所欠債務，1929年8月，由徐志摩推薦，沈從文接受胡適的聘請前往吳淞中國公學任教，胡也頻到濟南中學教書。不久，胡也頻因在濟南從事進步活動，被山東省政府通緝，被迫折回上海。接著，胡也頻和丁玲雙雙加入“左聯”，胡也頻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1930年秋，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沈從文經他和徐志摩介紹，到陳源任院長的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擔任新文學研究與小說習作課程的教學。1931年寒假回上海，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再度重逢。胡也頻曾勸沈從文和自己一道，從事進步的文學實踐活動。“想得透徹”的沈從文，迷惘于太陽社、創造社與魯迅、茅盾的爭論，不愿違背出走湘西，尋求人生“自由”與“獨立”的夙愿，始終與左翼文學運動保持距離，這不免使他和胡也頻在信仰上產生裂痕。但沈從文仍然尊重并欽佩胡也頻精神的雄強。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頻來看望沈從文，說房東的兒子死了，他要送一副挽聯，請沈從文為他擬好挽聯的措辭，下午到他那里去寫。中午，因一個同事約沈從文吃飯，兩人在惠羅公司前暫別，沈從文看到胡也頻穿得單薄，便把自己剛做好的一件海虎絨棉袍給他穿上。分手后，胡也頻去參加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何夢熊主持召開的會議，不幸被叛徒出賣，與會人員全部被國民黨軍警抓捕。

　　沈從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頻托人帶來的信，叫他請胡適、蔡元培設法取保。沈從文將消息告訴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達夫婦，經商量，請胡適、徐志摩寫信給蔡元培，設法放人。接著，沈從文獨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寫信給上海市長張群，請求斡旋。沈從文返回上海，事情沒得結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統的陳立夫。無奈胡也頻是軍統抓的，營救行動擱淺，找律師又遭拒。探監的時候，沈從文陪丁玲到龍華監獄看望胡也頻。一切營救都無濟于事，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頻在內的“左聯五烈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國民黨秘密槍殺于龍華。

　　《記胡也頻》沈從文著沈從文為營救好友胡也頻，不僅兩下南京，到處求人。胡也頻犧牲后，他又從徐志摩處借得路費，冒著風險，以丈夫的名義護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誤了返校的日期，丟掉了賴以為生的職業。其重情重義的俠義之舉，令人欽佩。失去教職，沈從文只好留在上海，靠寫作為生。這期間，他應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溫了昔日他和胡也頻、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游，他寫下了緬懷好友胡也頻的紀實散文《記胡也頻》。同年秋天，他應楊振聲之邀，前往青島大學任教。丁玲主編左翼文學刊物《北斗》時，曾向他約稿，他將《黔小景》寄去，發表在《北斗》第1卷第3期上。1932年夏，沈從文從青島去蘇州看望張兆和途經上海時，還去看望過丁玲。此時，丁玲已和馮達同居。沈從文認為他們氣質不相符，馮達只是個“小白臉”，丁玲不以為然，兩人自然無話可說。

　　半個世紀后，昔日親如兄妹、情似紅顏的一對好友，卻因性格、信仰和文學觀念產生誤解，甚至反目。丁玲在80年代看到沈從文《記丁玲》后，對書中有關胡也頻、魯迅、“左聯”的態度、與馮雪峰的“感情的散步”和馮達的同居甚為反感。出于意氣，她在1980年第3期的《詩刊》上發表《也頻與革命》，稱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峰上品評在洶涌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紳士”。《記丁玲》是沈從文“編得很拙劣”的“小說”。丁玲對沈從文的不滿，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她在30年代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后，沈從文沒有盡朋友(朋友之責未免過分，紅顏之恨尚在情理，筆者注。)之誼，到常德去看望她的母親和兒子蔣祖林(參見丁玲:《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的回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其二，是沈從文在文中將她寫成一個向往“肉體與情魔”(格雷泰·嘉寶主演的電影名)的女人。沈從文推斷丁玲對他不滿的原因也有二：其一，《記丁玲》及其“續集”對她“舉得不夠高”；其二，書中“不該提及對于現今還活在臺灣的一個人(指馮達)的‘懷疑’。”(參見陳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然而，作為異性知己，平心而論，沈從文當聽說丁玲被捕后，并沒有袖手旁觀，他半個月之內寫有《丁玲女士被捕》寫于丁玲失蹤11天的1933年5月25日，發表在當年6月4日的《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刊上。和《丁玲女士失蹤》發表在1933年6月12日的《大公報》上。，為丁玲聲援和鳴不平。當誤傳丁玲殉難時，沈從文還專門創作了小說《三個女性》，以寄托對老友的哀思。他在小說中，通過黑鳳、儀青和薄靜的議論，側面地贊揚了被捕遇害女子孫孟軻丁玲小說《孟軻》中的主人公，借指丁玲，筆者注。具有的“革命、吃苦”精神和“樸素”而“不矜持”的品質。不僅如此，沈從文還以紀實性的手法，寫下了他眼中的丁玲和胡也頻的生活、創作和情感的《記丁玲女士》1933年10月9日至12月18日的《國聞周報》上連載；1934年9月良友公司出單行本時改名為《記丁玲》，因政治原因，《記丁玲》只出了全文的前半部，1939年9月，又以《記丁玲續集》續出了后半部分。。這固然是為了滿足讀者對知名作家了解的愿望，可流露在字里行間的仍然是他們三人濃濃的情誼。何況，1936年丁玲從監獄出來后，沈從文還專門到南京去探望過她。解放初期，丁玲有過短暫的順境，而沈從文，卻因左翼文壇的嚴厲批判而走入人生的低谷，甚至一度陷入“靈魂的迷亂”。丁玲聞訊后，與陳明、何其芳一道去看望他，并以二百萬元相贈，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參見陳漱渝：《人物》1990年第5期。)

　　丁玲復出后，公開指責沈從文是“膽小鬼、市儈”，畢竟有失大家風范。沈從文知道后，也感情用事，在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中不收《記丁玲》和《記胡也頻》以示抗議。文人的恩怨可見一斑。是非曲直已隨風而逝，留下的卻是難以釋懷的疑惑，為什么兩性之間的情感，曾經是那么純潔與真誠，到后來卻是以哀怨收場。或許沈從文的感觸是對的：“美麗總使人憂愁”。《沈從文自傳》，第226頁。

　　文章摘自《民國的才子佳人:現代作家的婚戀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