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原名李耆華。1913年東渡日本時，他依《方言》中的“釗，遠也，燕之北部曰釗”，改名為李大釗，以表明自己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

　　瞿秋白原名瞿霜。因頭頂上有兩個發旋，其母給他取乳名為阿雙，上學時取名瞿霜。因“霜”乃秋天之物，且霜的潔白可比喻為高潔，又晉朝陸機《文賦》中有“不懔懔以懷霜，老眇眇而臨云”之句，于是，他便改名為“秋白”。

　　劉少奇原名劉渭璜。1918年夏天，正在中學讀書的劉渭璜對同學張子珩說：“我要改名少奇，我感到應當少小就立奇志，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要為國家、民族的振興獻出自己的一切。”從此，他改名為劉少奇。

　　曾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的王若飛，原名王蔭生。他從小就崇拜岳飛，在讀了《木蘭辭》后，又有感于“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佳句，遂改名為“若飛”。

　　中國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領導人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賢。她在周南女校讀書時，一次學校舉行運動會，一位運動員奪得400米冠軍，到達終點后卻暈倒了。有人說這個運動員雖然精神可嘉，但為了一次比賽拼命不值得，向警予不同意這種觀點，說：“這位同學的拼命精神十分可貴。從今天起，我決定改名為‘警予’，警鐘的‘警’，‘予’就是我。我要時刻敲響警鐘，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用這種拼命精神去求學救國家。”

　　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軍長的黃公略，原名黃漢魂。由于崇拜西漢時期張良的老師黃石公的謀略，于是，他改名為“公略”。

　　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的蕭楚女，原名蕭樹烈。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后，蕭樹烈從愛國詩人屈原的“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詩句中得到啟迪，取了屈原用來象征愛國志士的“女”字作為自己的名字，以表示他要作“楚女”的偉大抱負。

　　曾任八路軍一二0師政委的關向應，原名關致祥。1924年5月，他離開大連來到上海，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閘北市民協會協助陳為人從事革命工作的同時，又進入共產黨人創辦的上海大學學習，并改名“向應”，意在立志響應“主義”之召喚，為之而奮斗。

　　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長江局書記等職的羅亦農，原名羅善揚。大革命時期，他從事工人運動，曾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他曾對其夫人說：“我過去的名字叫羅善揚，現在叫亦農，意思是我既能為工人服務，亦能為農民服務。”

　　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領導了廣州起義的張太雷，原名張曾讓。參加革命后，他改名為張太雷，其含意是立志把自己化為改造社會的“巨雷”。

　　早期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等職的彭湃，原名為漢育。他之所以要改名為“彭湃”，是為了激勵自己像浩瀚的大海那樣洶涌澎湃，去沖刷黑暗社會的污泥濁水。

　　鄧小平原名鄧先圣。5歲時，鄧先圣到村里的私塾讀書，老先生見他圓圓的臉，寬寬的額頭，濃濃的眉毛，雖然個子不高，卻十分精神，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孩子。因為老先生覺得孔子才是圣人，就對其父鄧文明說，“先圣”這個名字得改。鄧文明覺得有道理，就請老先生給孩子取個名字。老先生說：“我看就叫鄧希賢，希望他將來成為賢人。”就這樣，鄧希賢這個名字一直用了好多年。1927年，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這時，鄧希賢受黨中央指示到武漢工作，便改名為鄧小平。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職的董必武，原名董用威，號璧伍。“用威”語出《尚書·大禹漠》中“董之用威”一句;“璧伍”出自《漢書·律歷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一句。辛亥革命爆發后，董用威滿懷救國壯志投身革命洪流，從此，他擯棄原名，以“璧伍”之諧音，改名為董必武。

　　彭真原名傅懋恭。在后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中，他用過許多化名。1937年到延安后，傅懋恭改名為彭真。彭真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人生在世，要一輩子追求真理、服從真理。

　　鄧穎超原名鄧玉愛。鄧玉愛6歲時到天津，上小學后，改用學名鄧文淑，這一學名一直使用到她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在女師上學時，因她聰明，教國文的白眉初老師給她改名“穎彬”，又叫“穎斌”，但鄧文淑不喜歡“斌”字，遂自己改名為“穎超”。鄧穎超這個名字的公開使用是在1922年夏，即她從北京重返天津，在馬千里任校長的達仁女校任教之后。

　　中國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建國后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的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4年的一天，時任中共上海區職委書記的李隆郅，同劉少奇一起去給工人開會。在進入會場前，劉少奇說李隆郅這個名字不好寫，建議他改個名字，正好這時他們對面站著三個工人，于是李隆郅說：“就叫李三立吧。”劉少奇說：“這個名字好，筆劃很少，工人容易記也容易寫。”可李隆郅想了想又說：“不行，改為李立三吧。”從那以后，李隆郅就改名為李立三了。

　　陳毅原名陳世俊，自號“仲弘”。后來，他感到取名字如果真要有點什么意義的話，那么，萬事成功都得有毅力，于是，就改名為陳毅。

　　毛澤東的老師、建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的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又名立華。16歲那年，他乘船去南岳衡山時，看到同船的鄉官小吏嫌船開得太慢，就對船夫拳打腳踢，心中甚是憤恨。于是就發誓今后若當船夫，就只運豬決不載人;將來若能取得功名，就只做教官，決不當欺壓百姓的貪官。為此，他就改名“特立”，意即“特立獨行，高潔自守，不隨流俗，不入污泥”。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兼裝甲兵司令員等職的許光達，原名許德華。1929年，時任紅軍第六軍參謀長的許德華率部到達江蘇無錫后，改名為許光達，其含意是“只要不懈地奮斗，必達光明的彼岸”。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廣州軍區副政委等職的晏福生，原名晏國金。1925年10月，在安源任地下黨交通員的晏國金不幸被礦警認了出來。他靈機一動，對礦警說：“老總，你認錯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國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讓我出來找他回去。”騙過礦警后，晏國金趕緊逃跑。逃過追捕后，晏國金索性就改名為晏福生了。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鐘赤兵，原名鐘志祿。1930年6月，在平江起義后不久，鐘志祿參加了紅軍。當“擴紅”的紅軍問他叫什么的時候，鐘志祿心想：在毛筆店當學徒時，常聽老板將“紅”說成“赤”，“赤”是“紅”的意思，紅軍就是要把全中國都變紅;“軍”就是“兵”。現在當了紅軍，要為窮苦人打天下，就不能講“官”呀“祿”的。于是，他便沖著“擴紅”的紅軍說：“我叫鐘赤兵。”“擴紅”的紅軍說：“赤兵，這個名字有意思，好，叫得好。”從此，鐘志祿就改名為鐘赤兵了。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建國后曾任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等職的陳沂，原名陳毅。因為他曾在陳毅元帥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毛澤東在了解到他與陳毅元帥同名同姓這一情況后，建議他將自已的姓名改成“陳沂”。

　　建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的陳其五，原名劉敏珩。1938年2月，他接受派遣前往國民黨衛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時，劉少奇認為劉毓珩這個名字對國民黨來說太熟悉，建議他改名。當得知劉毓珩的母親姓陳后，劉少奇就說：“那就取一個封建一點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就叫‘陳其五’吧，‘五世其昌’嘛！”從此，劉敏珩就改名為陳其五了。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劇作家郭沫若，原名郭開貞，因出生于四川省樂山縣峨眉山下的沫水、若水相交處的沙灣鎮，為紀念自己的出生地，故改為“郭沫若”。

　　原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原名李遠芃。皖南事變后，在隨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些人員去延安的路上，蔣南翔對李遠芃說：“李遠芃，一般人到延安都要改名，改的名字通常是兩個字。”李遠芃說：“我的名字是三個字，中間的‘遠’字不要了，就叫‘李芃’吧。”蔣南翔說：“你這個‘芃’字一般人不熟悉，不認識。我給你改一個字叫大鵬鳥的‘鵬’，取其鵬程萬里之意，將來長大了好為革命多做工作。你看怎么樣？”從此，李遠芃就改叫李鵬了。

　　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等職的周南，原名高慶璉。20世紀40年代，高慶璉在燕京大學外語系讀書時，因從事革命活動的需要而改名為“周南”。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是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其第一章即是《國風·周南》，所以自古以來就有“詩歌周南第一章”之說。改名周南，也說明他自己從青年時代起就矢志與詩歌結下不解之緣。

　　來源：《黨史信息報》鏡周刊2005年6月1日第6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