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名家“私人閱讀史”，是一本“書之書”；他們提供的讀書經歷、方法和書單都可以當樣本看，可以當文獻看，可讀且易讀。這一個個有趣的關于書的故事是他們個人化的心靈軌跡，更是一個大時代的風云變幻。

　　陳平原 懷想30年前的“讀書”

　　“自由閱讀”為主

　　都說77級學生讀書很刻苦，那是真的。因為，擱下鋤頭，洗凈泥腿，重新進入闊別多年的校園，大家都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至于怎么“讀”，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進的是中山大學，念的是中文系，課程的設計、教師的趣味、同學的意氣，還有廣州的生活環境等，都制約著我的閱讀。

　　回想起來，我屬于比較規矩的學生，既尊重指定書目，也發展自己的閱讀興趣；而不是撇開課業，另起爐灶。能“天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認為)才華蓋世，我不屬于那樣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強制的狀態中，展開我的“閱讀之旅”。

　　對于受過正規訓練的大學生來說，課程學習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憶時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無邊際的課外閱讀，更能體現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銘心的體會。

　　因此，單看回憶文章，很容易產生錯覺，以為大學四年，大家讀的都是課外書。我也未能免俗，一說起校園生活，浮上腦海的“讀書”，不是背英語單詞，也不是背歷史，而是悠閑地躺在草地上，讀那些無關考試成績的“閑書”。

　　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閱讀狀態，記得是進入三年級以后才逐漸形成的，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了一套對付考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則是大量“文革”前的書籍重刊，加上新翻譯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動人心的“圖書情報”傳來，于是，改為以“自由閱讀”為主。

　　曾“盲目”專攻馬克·吐溫

　　我們這一代，進大學時年紀偏大，不免有點著急，老想“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加倍奪回來”。經過一番狼吞虎咽，自以為有點基礎了，于是開始上路，嘗試著“做點學問”。

　　我曾經圍繞“悲劇人物”、“晚明文學思潮”等專題讀書，效果還可以。但不知道為什么，突然對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感興趣，花了好多時間，讀《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鍍金時代》、《百萬英鎊》、《馬克·吐溫自傳》等，還有能找到的一切有關他的“只言片語”。

　　閱讀“悲劇”或談論“晚明”，除了受時代思潮的影響，多少還有點自己的問題意識；可“專攻”馬克·吐溫幾乎是毫無道理。我的英語本來就不好，對美國歷史文化也沒什么特殊興趣，“諷刺”與“幽默”更非我特長，但鬼使神差，我竟選擇了這么個題目，折騰了好長一段時間。文章寫不好不說，以后一見到馬克·吐溫的名字或書籍，就感到頭疼。

　　最喜歡《美學散步》

　　念大學三、四年級時，我的讀書，終于讀出點自己的味道來。記憶所及，有兩類書，影響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長以及學術道路，一是美學著作，一是小說及傳記。

　　我之開始“尋尋覓覓”的求學路程，恰逢“美學熱”起步。因此，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以及李澤厚的《美的歷程》，都曾是我朝夕相處的“枕中秘笈”。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現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聞，他的《一以當十》、《喜聞樂見》以及《論鳳姐》等，對各種藝術形式有精微的鑒賞，我也很喜歡。換句話說，我之接觸“美學”，多從文學藝術入手，而缺乏哲學思辨的興致與能力。

　　李澤厚是我們那一代大學生的“偶像”，一本《美的歷程》、一本《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幾乎是“人見人愛”。也正因此，有現炒現賣，擷取若干皮毛，就開始“走江湖”的。那上下兩卷的《西方美學史》，博大精深，像我這樣的“美學業余愛好者”，讀起來似懂非懂。

　　當初引領諸多大學生入美學之門的，其實是朱先生的另外兩本小書：《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朱先生擅長與青年對話，這點，從早年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談文學》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頭講章，又不薄通俗小品，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別人很難學得來。

　　宗先生的書，很多人一看就喜歡，尤其是“美學散步”這個詞，太可愛了，一下子就變成了“流行語”。初讀宗先生的書，以為平常，因極少艱澀的專門術語；隨著年齡的增長，書讀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風清，得來不易，乃“絢爛之極”后的“復歸于平和”。

　　我所就讀的中山大學，位于改革開放的“前線”廣州，校園里流行閱讀港臺書。手持一冊港臺版的薩特或加繆的書，那可是一種重要的“象征資本”——既代表眼界開闊、思想深邃，也暗示著某種社會地位。此類書，圖書館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館內閱讀；因此，若想看，得排長隊。回想起來，當初為何熱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還有金圣嘆所說的“雪夜讀禁書，不亦快哉!”——可惜廣州沒雪。

　　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在什么季節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齡說什么話。閱讀也一樣，錯過了“時令”，日后再補，感覺很不一樣——理解或許深刻些，可少了當初的“沉醉”與“癡迷”，還是很可惜。

　　梁文道 在香港讀內地的書

　　改革開放后，小說最有長進

　　1980年代中期，我剛從臺灣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內地出版的書，大部分是文學書，而且是較早前的文學書，比如沈從文、魯迅、周作人的作品等。這些書的出版也是當時的一個趨勢，因為對很多人來講，改革開放讓他們有機會重新閱讀1949年前的書。

　　到了1980年代后期，內地進入了“文化熱”的高峰期，已經可以看到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比如阿城，莫言、賈平凹、余華的作品。當時我覺得，小說應該是改革開放后“新文學”最有長進的一部分。

　　除了文學書之外，上世紀80年代各種學術書也出得不少。記得1980年代末，我到廣州、北京旅行，看到大街上有人在讀薩特、海德格爾。當時在香港可以很方便就買到內地出版的簡體字書。不過，當時內地的翻譯作品還沒與國際同步，譯的大部分都是以前的東西，比如弗洛伊德、薩特等，而1980年代西方學術界最流行的可能已經是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的東西了。當然，當時也有后現代主義的書進來，唐小兵翻譯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影響就很大。

　　那時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

　　上世紀90年代有很多爭論，比如“人文精神”的爭論。當時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們應該是那時最“紅”的了。王小波對我沒有影響,我對王朔比較過癮，以前我沒看過別人這么寫作，他把那么俗的語言寫進小說里，這對我是比較刺激的。如果說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在廟堂之上，那么王朔就是把我打回了最地面、最底層的世間。

　　1980年代出的書大部分都是講文化、很有品位的，暢銷的是薩特、弗洛伊德的書。到了1990年代，出版市場開始變得商業化，但具體模式大家還在摸索。在這期間，一些很糟糕的出版情況也開始出現了，比如大量的抄襲，這些都是市場的牟利動機在推動。

　　“編著”就是一種高雅的抄襲

　　從1990年代到今天，是整個內地出版市場逐漸成熟的過程。單從市面上的零售環節來看，已經跟國際完全同步了。這段時間書的種類所形成的“光譜”非常寬闊。1980年代受到注意、最常見的書，在別的正常市場上是高端的，而199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大眾暢銷書。只有到2000年以后，從最通俗的暢銷書到最高端的學術書，這中間的各類書籍才都出現了。

　　國際市場上有一種書有點文化氣息，但又不是最嚴肅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很通俗，比如講廁所歷史的書，科學普及的書，都屬于“主流中間書籍”，它們的大量出現使整個書籍市場的“光譜”被打開了，顯得完整了。

　　圖書市場的成熟也是相對的，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問題。首先是仍有很多粗制濫造的書籍，還會趕“題材熱”，比如一流行“戲說歷史”，就出版了一堆；一講《論語》，就大家都來講《論語》。書量這么大，就難免良莠不齊，其中有不少翻譯質量很糟糕的書，尤其是流行書籍的翻譯最爛，出現了“職業譯者”，“你給我什么，我譯什么”，這種翻譯風氣也影響到了嚴肅的文學、學術作品上，使整個翻譯水準都下降了。雖然理論上我們出國留學的人比上世紀80年代增加了很多，但翻譯的東西卻不一定有保證的。

　　第三個問題是“編著”書很多，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出書方法。其實，所謂“編著”就是一種高雅的抄襲。

　　王魯湘 閱讀趨向個人化

　　曾挑出《美學》40多處翻譯問題

　　在我個人的閱讀經歷中，曾經讓我讀得非常認真的是黑格爾的《美學》。1979年，《美學》剛翻譯出版時，我正在湘潭大學中文系上大二，當時這部書讀得非常艱難。為了讀懂，我還專門到哲學系選修《德國古典哲學》。當時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把《美學》讀得非常仔細，自以為是地在正文和注釋中挑出了40多處在翻譯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整理出來，給商務印書館寄了一封信，托他們轉交給譯者朱光潛先生。

　　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中國古典作品如《論語》、《孟子》等，在過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創造出來的。我們剛開始閱讀這些古典作品時，不僅僅是對傳統文化的體驗，而且是一種完全“顛覆”的重新發現和認識。在那樣的背景下，我重新認識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莊子身上體會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君子人格。

　　30年來的閱讀爭論熱點

　　30年來出現的第一個閱讀爭論熱點，是圍繞著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這也是30年來思想解放運動的第一次焦點。這場爭論幾乎把經濟學、哲學、美學、社會學等各個社科類學科的人都卷進來了。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許多人都特別“迷”存在主義。我認為真正能夠在閱讀中對許多人產生影響的存在主義作品，是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張賢亮《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則讓我看到了一種中國人當下的存在感，體現出對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終極命運的一種思考。

　　當時還有一個閱讀熱潮是精神分析學，很多人書架上都有一本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文學界的“尋根思潮”波及的影響面也非常大，直接引發了文學、電影、音樂界“西北風”的興起。

　　從集體閱讀到個人閱讀

　　從閱讀心態上來看，1980年代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主要希望通過閱讀來獲得心靈、精神上的享受，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當時人們的精神話語空間非常大，可以因為一部小說就引發一個爭論焦點，這些現象在現在都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現的。

　　1980年代后，社會的價值觀轉向了犬儒主義、實用主義，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轉變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專業閱讀，即使有爭論，也是圍繞著法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圈內討論，已經很少有精神閱讀方面的爭論了。當然，精神閱讀依然存在，但已不會再有全民閱讀、討論思想的現象，到1990年代后就更沒有了，經管類圖書的興起就說明了閱讀功利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如今，閱讀更加趨向于個人化，與1980年代閱讀強烈的集體人格意志有著明顯的區別。實際上這是一種進步，因為現在實在沒必要幾億人同時去關注同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