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在北京長安街上，復刊后的第一期《中國青年》被人一頁一頁粘在一張大白紙上，成為一張特殊的大字報，引起了轟動。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李凌(曾任社科出版社副總編)是這一事件的參與者，他最近撰文記述了當時的情景。

　　汪東興下令禁止

　　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仍未平反，人們仍然心有余悸，急需活躍思想，沖破禁區。為此，副院長于光遠建議成立一個寫作組，辦一個刊物，暫名《未定稿》。

　　時任社科院辦公室主任的邢方群推薦我參加這個寫作組，加上《人民日報》原理論部主任林韋，以及兩位青年同志——王小強和王曉魯，就搭起了一個班子。

　　1978年9月10日，《中國青年》復刊。第一期《中國青年》的重點是呼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還發表了“童懷周”編選的《天安門詩抄》。

　　9月10日上午，我們《未定稿》編輯部的同志們在新出的《中國青年》上讀到這些詩，熱血沸騰，仿佛回到了兩年多以前的天安門廣場上，又和百萬群眾一起，參加聲討“四人幫”的波濤洶涌的偉大運動。

　　我們旁邊辦公室的同志下午到街上買《中國青年》，回來說，買不到，不準再賣了。我們想，“四五運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四人幫”粉碎兩年多，仍未平反，現在《中國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壓力。(后來知道是汪東興下令禁止發行的。)我們應該盡力支持，讓廣大群眾看到這些文章，讀到這些悲壯的詩篇，以產生更大的影響。

　　群眾一擁而上

　　于是，我們立即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再買一份雜志，我和王小強、王曉魯三人把雜志拆開，一頁一頁貼在大張白紙上，并在重點文章和詩篇上加了鮮明的大紅標記，以引起讀者注意。我們又用紅墨水大字寫上一段按語，大意說：這是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雜志，不知為什么，街上買不到了，現張貼出來，供大家閱讀，請大家評議。

　　貼在哪里好？當時正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妻子黎勤在中國科學院地震局工作，我和她住在復興門外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北門外臨時搭起來的地震棚里。我天天騎車到建國門內社科院，上下班都要經過長安街，看見西單路北有一段空墻，那里有幾路公共汽車站，常有許多人在那里上下車。我想，貼在那里，肯定有人看。我就騎上自行車，編輯部工作人員聶峙砥乘公共汽車，我們帶著這份大字報和一桶糨糊、一把笤帚，一到那段墻下，我就趕緊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貼。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來看。

　　兩名戴著紅袖章的持槍士兵前來干涉，吆喝：“不準貼，不準貼!”有一個士兵的兩只手像鐵鉗一樣，緊緊地抓住我的雙臂，命令說：“你們不能貼!”還說：“你到我們領導那里說清楚!”這時圍上來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對我們說：我幫你貼!我幫你貼!有的幫著刷糨糊，有的幫小聶貼，更多的則是把兩個士兵和我圍在中心，并對兩個士兵說：“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雜志，下午就買不到了，貼出來讓大家看，這又不犯法!”人們一擁而上，把士兵的雙手拽開，低聲叫我“趕緊走，趕緊走!”我得以脫身。

　　離開人群一看，人們已經把雜志全都貼完，小聶也乘公共汽車回去了。

　　事件背后的斗爭

　　《中國青年》雜志被扣押，一時成了北京輿論的話題，要求為“四五運動”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先后報道了許多在“四五運動”中與“四人幫”及其爪牙進行斗爭的英雄們的事跡。11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宣布：廣大群眾在天安門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11月8日，新華社根據北京市公安局審查的結果，宣布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完全是冤案，在這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公安局的結論充分肯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在全國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后來我才知道，為平反“天安門事件”，當時在黨中央是經歷過一場嚴肅斗爭的。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同志就提出要為它平反，但沒有通過，原因就是有些人還認為：這案件是毛主席定下來的，如果為它平反，就是“砍旗”。當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就堅決反對。《中國青年》復刊第一期之所以剛出來就被禁止發行，也是由汪東興下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