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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者梁羽生

　　上世紀50年代，一篇應景而為的無心之作，創造出半個世紀“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華語世界從此有了“成人的童話”。

　　新武俠小說，“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現了金庸、古龍、溫瑞安等一大批武俠小說大家，他們一并創下這個年齡跨界最寬、讀者數量最廣的特有的華語小說類型的閱讀神話。

　　扛領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們對“武”與“俠”的各異解讀，一方面為羸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俠客的春夢，也引發世界華人跨越半個世紀的武俠情結，和對“武”與“俠”的文化追尋。

　　逝者已去，俠氣猶存，在武俠小說之后，什么會成為“俠”的下一個精神載體？

　　梁羽生：俠士無傳奇

　　梁羽生自云小說的總體基調是“以俠勝武”。而左派文藝創作的一個烙印是，主人公都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梁氏的 “俠”，實際上就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

　　文/徐慶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國遠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應歸道山，而應回冰冷飄渺的“天山”：皚皚的冰川、冰河，渺無人跡，卻有白發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隨身的七把神奇的寶劍，寒光劍氣封天，一路萍蹤俠影。快意如此，豈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無法替代現實，梁羽生就這樣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樣無傳奇。

　　構筑“成人的童話”第一人

　　青春萌動，須男出閣，欣欣然混跡于學子(那時稱為“天之驕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著邊際，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矯情得踟躕于自我，恨不得把欄桿拍遍。這“之際”的“之際”，遭遇《白發魔女傳》， “說時遲，那時快”地心花怒放：誰說“無人會，登臨意”？ 有這個梁羽生在，何嘆“天下誰人不識君”？

　　“風雷意氣崢嶸，輕拂了寒霜嫵媚生。嘆佳人絕代，白頭未老，百年一諾，不負心盟。短鋤栽花，長詩佐酒，詩劍年年總憶卿。天山上，看龍蛇筆走，墨潑南溟。”

　　《白發魔女傳》第一回的開篇詞，這樣的“崢嶸”，這樣的“嫵媚”，又是那樣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讓人不忍卒讀：練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無十惡不赦之罪，卻因身世凄慘，個性桀驁，且武功蓋世，劫富濟貧，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視之，而與卓一航反目，美麗女子一夜白發，卓一航則獨守曇花。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殘忍？

　　然而，殘忍的梁羽生，繼在香港、東南亞風靡之后，又為他的內地讀者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武俠小說論者，至今還在為這種通俗小說何以風行而爭論不休。其實，任何作品的流行，與個人心緒的激蕩，只是某種意義上的化學反應；有了適宜的社會環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是武俠小說的愛好者。1979年，他到英國伯明翰大學講學時,在天天去吃飯的中國餐館碰見了正在英國旅游的梁羽生。“他鄉遇故知”，更何況還有武俠小說的媒介，兩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見如故。華羅庚剛剛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緣》，話題就從這里談起。華羅庚“武俠小說無非是‘成人童話’”的著名論點，就是這時候當面告訴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話”，一語道破武俠小說風靡的謎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術界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爭執，先是在報紙上互相攻擊，隨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爭何如拳腳之爭來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臺的戒律，雙方只好相約在澳門新花園擂臺比武，以決雌雄。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為門派利益被逼上擂臺。這場比武經港澳報刊的大肆渲染而轟動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觸動靈機，為了滿足讀者興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報上預告將刊登精彩的武俠小說以饗讀者。第三天，《新晚報》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隨著《龍虎斗京華》的問世，梁羽生──梁大俠初露頭角，而他的原名陳文統倒逐漸被人淡忘，轟動文壇的“新派武俠小說”由此開山。

　　此后梁羽生一發而不可收拾，一直寫了30年、35部、1000萬字；而當梁羽生寫完了《龍虎斗京華》時，他的同事查良鏞(金庸)也見獵心喜地寫起《書劍恩仇錄 》來。金庸也寫了將近30年。

　　寫作30年而讀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繼，若沒有社會環境的支撐，是難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說的總體基調是“以俠勝武”。何為“俠”，梁羽生并沒有完整的解釋，作品中所展現的卻是一個等同于“政治觀念”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猶如內地國門初開時的80年代，雖然社會思潮繽紛，但既往政治概念訓導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響很深。梁羽生所供職的《大公報》(《新晚報》是該報的子報)，則是與內地政治基調基本一致的左派報紙。左派文藝創作的一個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俠勝武”的“俠”，實際上就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天山七劍馳騁草原反抗異族入侵；玉羅剎、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賢的鷹犬，營救忠良；南霽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亂為國死難的豪杰之氣，真正把俠義與責任感和使命感聯系起來。

　　而此時，在內地，作品中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則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無論情愛”。而在香港，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則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癡男怨女、兩情相悅或相離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時代責任與人的七情六欲相結合，便構筑了一個“成人的童話”，一個新的武俠境界便在香港和東南亞開端。八九十年代，內地的社會環境猶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繼的讀者群產生的土壤。

　　因此，武俠小說的長久風靡并無傳奇，卻可以成為梁羽生謝世后，我們感懷的理由。

　　以“名士”自況

　　在梁羽生和金庸開啟一代武俠新風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藝》上發表過一篇署名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

　　佟碩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應羅孚的要求而寫的。此時，金庸已另立門戶執掌《明報》，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報》的編輯。

　　梁羽生以“名士”自況。在有著古老傳統的中國，“名士”以其獨有的學養，承擔著政治運行和思想教化的責任，但兩者常常產生沖突，則需要“名士”在時代與心靈的兩極中尋求平衡，否則何能成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書香門第，年幼及熟讀古文、擅長于對聯。及至弱冠，在廣西桂林中學讀高中，喜歡填詞弄賦。后因日軍侵擾返鄉，適逢數位粵籍學者避難蒙山，遂依禮拜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為師；而后來以敦煌學及詩書畫著名的饒宗頤，當年也曾在他家里住過，兩人亦師亦友。梁羽生曾向他們學習歷史和文學，國學底子篤實。后隨師返穗，考入嶺南大學國際經濟專業。大學畢業后在香港《大公報》謀得差事，編輯旗下《新晚報》文學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業烹文煮字，閑來棋書自樂。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為俠客，則既開風氣又為先。晚年隨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書自樂，直到歸隱道山

　　這樣無傳奇的一生，“名士”的派頭在哪里？

　　其實，在時代的流變里，一直以政治運行和思想教化為己任“名士”，途徑無非兩條：一條是與時代契合，激揚文字；一條是能隱則隱，甚或“大隱隱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島也同樣陷入狂熱，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關注時局，改寫時評，指點大局，一時揮斥方遒。時代的激情，激烈地沖撞著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為“革命群眾”的堅定支持者。而主持《明報》的金庸，與他供職的《大公報》政見相左，兩報你來我往，筆戰連番，而兩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歲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間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為人所揣測。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與教化的派頭則是十足的。

　　荒唐歲月過后，梁羽生則“大隱隱于市”了。1978年，鄧小平在廣州接見他，他卻仍然穿著一套舊西裝，腳上的皮鞋爛了鞋尖。當時一個陪同人員問：“您老就穿成這樣去見小平同志嗎？”梁羽生才如夢方醒，托人買了一雙新皮鞋和西裝。“竹林七賢”的披發跣足是古時的隱，現代的隱，當無出乎梁羽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