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叫局與吃花酒

　　陳占彪

　　胡適給人們留下的總是一副謹肅而老成、理性而節(jié)制的印象。其實胡適內(nèi)心有著一種放肆不憚、易于沉溺、毫不自制的一面。依胡適現(xiàn)存的文字材料來看，他一生中去過妓院的次數(shù)不能說十分頻繁，但也實在不算少的。

　　叫局與吃花酒

　　依胡適現(xiàn)存的文字材料來看，他一生中去過妓院的次數(shù)不能說十分頻繁，但也實在不算少的。大致梳理一下，情況如下：

　　1.“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時間：1909冬到1910年春，地點：上海)

　　1909年10月初，胡適所寄身的中國新公學(xué)解散。這是胡適自1904年到上海以來第一次感到生活無所依靠、精神無所寄托時候。“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國公學(xué)淪亡以來，心緒灰冷，百無聊賴”(《胡適日記全編》，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不幸這時他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那么一點薄產(chǎn)，兄弟還要分家，母親病倒，親人亡故。只有十八九歲的胡適生活潦倒，“邇來所賴，僅有三事，一曰索，索債也；二曰借，借債也；三曰質(zhì)，質(zhì)衣物也。”(《日記》)他感到“前途茫茫，毫無把握”。“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胡適文集》，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于是看戲，打牌，逛窯子成為胡適排遣自己的三大方式。這源自新公學(xué)一個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兒，此人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什么都會。他住東屋，胡適與林君墨、但怒剛等幾位朋友同住西屋，這東西屋又是通的。另外，離胡適不遠，還有個唐桂梁，此公系唐才常的公子，時值革命失敗，他也情緒低落，自暴自棄。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好學(xué)好，跟衰學(xué)衰”，情緒一低落，朋友一教唆，胡適這個小年輕就學(xué)壞了。

　　于是，他便跟這幫狐朋狗友一起昏天黑地，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xué)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xué)會了”。據(jù)他自云：“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文集》)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胡適與妓女交往的具體情況大致如下：

　　舊歷1909年12月14日，胡適授課結(jié)束，“過桂梁家，桂梁令書贈妓聯(lián)，以不□(按：疑為“善”)書辭焉”(《日記》)。兩天后，即12月16日，胡適與眾友在雅敘園吃茶，并在他們的慫恿下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諸人乃慫恿仲實令以所叫伎曰趙春閣者轉(zhuǎn)薦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日記》)。再兩天后，即12月18日，胡適又同桂梁逛伎家了。“是日君墨、仲實皆外出，桂梁來邀至伎家，食所謂私□(按：疑為“家”)菜者”(《日記》)。

　　舊歷1910年2月2日，君墨邀胡適去一名喚花瑞英的伎家，說有要事商量，其實并沒什么事，他只是看胡適曾稱贊過此妓，以為胡適意有所屬，于是以有事商量之由將胡適招來。“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觀之，時與金韻籟同處，皆未懸牌應(yīng)客。君墨亟稱此二人，謂為后起之秀，余亦謂然。乃今年，二人皆已應(yīng)征召，君墨僅得金韻籟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嘗稱此伎，遂以為意有所屬，故今日遽爾見招”。“是夜酒闌，君墨已醉，強邀至金韻籟家打牌，至三時始歸”(《日記》)。是年花瑞英年方二八，剛開始“掛牌營業(yè)”。胡適一干人便扣門而來。大約此妓確為上品，一年后，1911年，17歲的花瑞英嫁與40來歲的剛斷弦的南潯富翁張石銘，誰知張石銘上半年剛?cè)⒚�妓，下半年又娶新婦，外寵甚多，花瑞英憤而離家出走，不得已重操舊業(yè)。張石銘又何許人也，此公乃民國元老張靜江之兄長，中央大學(xué)校長張乃燕之叔伯也。18年后，1928年5月12日，胡適看到《晶報》上一條《張石銘身后一公案》的消息后。喚起了他的回憶，從中我們可以得知，胡適曾為花瑞英集過一聯(lián)。據(jù)胡適自云：“宣統(tǒng)二年(1910)春間，我和林君墨都叫過花瑞英的‘局’，那時她還是初出來的第一年。我曾為集一聯(lián)云：‘倚檻觀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許敬宗，下謝靈運。”(《日記》)

　　舊歷1910年2月5日“夜，諸人聚飲于伎者白玉茹家，余亦在坐”，“歸寓已十一時”(《日記》)。2月6日，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圍”，打牌打到一點鐘，此后又同赴一伎陳彩玉家，把人家硬是叫醒，搞了一個通宵。“晚課即畢，桂梁來邀外出散步。先訪祥云不遇，遂至和記，適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園［圍］，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終出門已一點鐘”。據(jù)邵雍在《中國近代妓女史》中介紹，在上海嫖妓是有一套比較復(fù)雜的程序的，一般先要“打茶圍”，亦稱“端盤子”，再到“叫局”，再到“吃花酒”，最后，才會“落水”(留宿)，一般對“長三”而言，先要“打茶圍”，所謂“打茶圍”，“客人對于長三，非由出場點曲相識，亦必有人為之介紹，往其家作茶會，曰‘打茶圍’，不須給錢。有水果、瓜子、鴉片等相餉”(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見李敖《胡適評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打茶圍”可一人，亦可多人，但規(guī)定只能以一人為主，這一人可以動手動腳，其他人只限于言語。“君墨適小飲已微醉，強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陳彩玉家，其家已閉房臥矣，乃敲門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復(fù)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驚人清夢，此舉遂不可卻。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終”(《日記》)。

　　舊歷1910年2月10日夜，他們又到花瑞英家喝酒去了。“是夜伯經(jīng)招飲于富貴春，席終，余與仲實同赴鄧碩麟君約，飲于花瑞英家，十二時歸”(《日記》)。2月12日，一個雨夜，就是胡適光著腳板，用皮鞋醉打執(zhí)勤巡捕，此后被罰五元的那夜。胡適在《四十口述》中道：“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得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文集》)而當年的日記中則這樣記，“是夜唐國華招飲于迎春坊，大醉，獨以車歸。歸途已不省人事矣”(《日記》)。這兩個敘述不十分一致，也許當年日記所記更準確些吧。

　　看來這幾個月，胡適幾乎成為“問題青年”了，叫局吃酒，賭博學(xué)唱，一些壞的生活習(xí)慣都粘染上了，由于那時娼妓是有不同流品的，“書寓”、“長三”、“幺二”統(tǒng)稱為“堂子”，大概屬于正規(guī)的營業(yè)，有執(zhí)照，納捐的。而“咸肉莊”、“咸水妹”、“野雞”之類的屬非法經(jīng)營，小本買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胡適之們逛窯子多為中等消費，書寓先生之類非他們這幫窮漢所能消費得起，而野花流鶯又非他們文人雅士所樂意。于是，中等娼妓往往是他們的最佳選擇。但墮落到什么程度呢？所幸這幫年輕人都沒有什么錢，所以只能量力而窮開心。“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教我們唱戲”。他們也僅止于叫叫局，吃吃花酒，打打牌而已。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此段時間，他接觸過的妓女計有趙春閣、花瑞英、金韻籟、白玉茹、陳彩玉等人。要說明的是，逛窯子也并非只意味著皮肉交易。喝茶、打牌、作詩、獻唱、陪聊亦是娼妓的種種服務(wù)項目，而胡適們也止于“打茶圍”、“叫局”、“吃花酒”，只是在“池塘”走來走去，鞋子有點濕，但最終沒有“落水”。

　　對于這幾個月的放蕩生活，胡適日后屢有懺悔。1914年，遠在美國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fù)為，并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胡適留學(xué)日記》，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916年，他在戲贈朱經(jīng)農(nóng)的詩中寫道：“那時我更不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有時鎮(zhèn)日醉不醒，明朝醒來害酒病。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似此真不成事體。”(《胡適留學(xué)日記》)他從此要洗面革心，重新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