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而獲咎”的可悲結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對法西斯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這種形勢而歡欣鼓舞的胡適的個人命運卻發生了逆轉。胡適愿為國民政府做“過河卒子”，如今“河”已過，胡適這個“卒子”就可以舍棄了。同年8月15日，國民政府以“心臟衰弱，不勝繁劇”為由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由魏道明接任。其實，不論是辭職還是被免職，胡適繼續留在美國已經絲毫發揮不了作用。被免職的當晚，胡適致蔣介石電:“蒙中樞垂念衰病，解除職務，十分感激。”在致蔣介石電文中，胡適又力稱魏道明“庸劣”，美國報紙已有指摘，并推薦郭泰祺或蔣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現他的“諍臣”氣度。然而木已成舟，蔣介石不可能采納胡適的意見。為了對胡適稍加撫慰，9月初，國民政府行政院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的虛位。孔祥熙又給胡適發電，問他是否缺錢花，歸國川資夠不夠。胡適于9月14日復電婉謝。

　　胡適被免去駐美大使一職，美國輿論界曾對此表示震驚和遺憾。1942年7月2日，重慶《大公報》轉載了一則《華盛頓郵報》的消息:“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曾遍游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紀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會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政府對于以魏道明繼任中國駐美大使事，雖照例表示同意，實則頗感不滿。美國輿論亦然。適之已向國務院及白宮辭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報告蔣先生。當三星期前，蔣先生囑(陳)布雷向予言:駐美使節更動問題，予曾力稱魏君不適宜于此職。”王世杰9月8日的日記又說:“政府發表以魏道明繼胡適之為駐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適被免職的深層原因。美國國務院政治關系顧問司坦·侯恩百克發表評論，認為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長(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長——筆者注)的權限所致。他由中國駐美大使館獲得了確切消息，說胡適與宋子文曾擬定了雙方的權限。據說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嫌胡適在華盛頓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得多，而為重慶政府的政策向美國解釋得少。于是胡適成為這種猜忌的犧牲品。

　　說胡適一直站在體諒美方的立場并為之辯解，這恐怕是事實。直到被免職前不久胡適還說:“眼前第一要義，在于弘大度量，寬恕待朋友，體諒朋友在大患難之中，有時顧不到我們，切不可過分責備朋友。英美大強國，豈自甘心情愿失地喪師？豈不關心我們的痛癢？我們總得體恤朋友，朋友明白我們夠得上做患難朋友，將來才有朋友永遠和我們同安樂……今日我們所受困難，只是因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難，更大恥辱。他們顧不到我們，他們的領袖心里實在認為最大恥辱。但他們日夜圖謀雪恥，嘴里說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苦衷，才夠得上患難朋友。”

　　胡適向國民政府轉達美國政府的意見也引起蔣介石的不滿。1941年初，蔣介石以“整飭軍紀”為借口，動用數十萬大軍“圍剿”新四軍，制造了被稱之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消息傳到美國，引起不同反響。1941年3月，胡適在致陳布雷電中轉達了美國政府表示反對的意見。這些意見，在蔣介石看來也是用美國政府壓國民政府，他是不希望聽到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顯然有多種因素，但最終拍板的是胡適愿意為之效命的蔣介石。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對胡適作出“毫無貢獻”的評價:“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于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這就是蔣介石對胡適外交生涯所作的結論，也是胡適“忠而獲咎”的可悲結局。

　　(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2期，作者陳潄渝，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