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征集到《陳寅恪先生遺稿》并將之拍賣一事，曾引起文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當時的媒體如《新京報》、《東方早報》等作了廣泛的報道。2006年11月23日，這批遺稿流拍，這件事似乎也為人遺忘，但是這批遺稿不應該隨之為人遺忘。盡管這批遺稿如今仍在藏家手中，我們無法盡睹遺稿的全貌，但幸好有《陳寅恪先生遺稿》這部圖錄行世，給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為陳寅恪先生及其學術成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陳寅恪先生遺稿》，16開，精裝，一冊，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印，為中國嘉德2006秋季拍賣會圖錄。全書收圖錄111幅，圖錄有說明，間有校訂文字等，卷首有主事者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經理拓曉堂先生所撰《陳寅恪先生遺稿序》和《編輯凡例》。

　　《陳寅恪先生遺稿》的內容，據拓曉堂先生序中歸納，有以下六類：一、寅恪先生三四十年代親筆手稿；二、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由黃萱先生代筆文稿；三、寅恪先生《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文稿；四、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教學講義；五、寅恪先生批校書籍；六、寅恪先生藏書。

　　拓曉堂先生整理的這批遺稿，均依三聯書店(以下簡稱“三聯”)出版之《陳寅恪集》編排次序編輯；并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上古”)出版之《陳寅恪文集》和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對文稿作了校訂。

　　僅就《陳寅恪先生遺稿》圖錄每種所示之一二頁和拓曉堂先生簡潔的校訂說明，可以得知陳寅恪先生這批遺稿的重要價值。這里，就披閱所得，略敘一二。

　　一

　　首先，《陳寅恪先生遺稿》保存了陳先生未刊或未收入文集的文字。其中有：

　　1.《大唐創業起居注》通批

　　此批注未見著錄和發表。據圖錄所示，批注文字不少。

　　《大唐創業起居注》凡三卷，唐溫大雅撰。圖錄1頁，為卷上夏五月癸亥條“官往取進止”至六月己卯條“欷歔不得已裴寂”止，有陳先生批注兩條。一是：“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陳先生眉批曰：

　　興國寺兵，即太宗、長孫順德之兵，足證太宗以突厥迫脅高祖從其化家為國之計。

　　二是：“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陳先生眉批曰：

　　足證太宗實為首謀。(中略)謀時僅太宗一人在側也。

　　據拓曉堂云，陳美延編《陳寅恪先生遺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0至172頁載此書影。經核對此書，批注更多。此批注未見著錄和發表。

　　2.自序

　　此件兩份，一為毛筆書于“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稿紙戊種”，一為毛筆紅格，同出一人手筆，均有“此序不印”字樣。圖錄為前者，文云：

　　寅恪近數年來，頗治唐史，稍有撰著。考制度源流則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紀政治變遷則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至于社會風俗，未遑多及。此書之作，殆可補唐代社會之一部乎。夫詩之為道，誠難言矣。元白之詩，尤非寅恪之淺陋所敢妄說。故證述事實多取于唐李肇國史補，評釋意旨頗參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及洪邁容齋隨筆。此書不過迻錄昔賢遺著及演繹其緒論而已。世之讀元白詩者，取古人之作與鄙說并觀，倘發見謬誤，尚希賜予糾正，幸甚幸甚。甲甲七夕陳寅恪識于成都南郊華西壩寓廬。

　　從內容看，此序當為《元白詩箋證稿》序，不知何故此序未見發表。從此序可以看出陳先生研究唐史之系統性，極具文獻價值。

　　3.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校改表

　　此件為鋼筆手書，1冊，紙本。此件文稿未見著錄，也未為上古版《元白詩箋證稿》采用。《元白詩箋證稿》出版后，作者屢有訂補。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4月出版《元白詩箋證稿》后不久，擬予重版，因于1959年8月21日致信陳先生，請他另撰校補記，陳先生遂寄上三條，即上古版《元白詩箋證稿》所附校補記第一至第三條；1965年11月20日，陳先生又寄上校補記十條，即第四至第十三條，已刊于上古版(參見拙文《陳寅恪先生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書信輯注》，《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2輯)。但是，此校改表的內容并未在此稿補記中，估計是陳先生此后所作。如圖錄所示有：《七德舞》校補記七條，《法曲》校補記亦有七條，《華原磬》、《新豐折臂翁》、《太行路》、《司天臺》、《昆明春》等俱有校補記。

　　4.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

　　此件以“北京大學”稿紙抄成，1冊。未收入文集。此文1935年7月刊于《清華學報》十卷三期。蔣天樞先生按：“此文遵師囑未編入文集。師云文中有誤處。”(《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不知陳寅恪先生所言誤處為何，未見其他記載。蔣天樞先生的記載，顯示了陳寅恪先生對學術和對自己著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但此文既已發表，就已具有學術史的意義；而且從陳寅恪先生倩人抄寫此文一事來看，陳先生有保存此文之意，或有他日修改之意。

　　由于未細核陳寅恪先生文集，拓曉堂的校訂說明中把陳先生已收入文集的一些文稿誤斷為佚稿。如：

　　1.《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殘稿

　　此稿書于陳先生《桃花源記旁證》稿背面，存1-3頁、7-11頁。拓曉堂曰：此稿“未見《陳寅恪文集》著錄，僅見寅恪先生撰《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內容史料與此殘稿不同”。其實，此稿即陳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六兵制章。

　　“六兵制”括注曰：“此章本題為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茲略增訂，以為此書之一章。”圖錄所示1頁，從文之開篇(壹)至(貳)之“每兵唯辦弓刀一具”，與上古版基本相同，唯標點稍異，“擇取”稿本脫“取”字，“八柱國”稿本脫“八”字，“李虎”稿本作“李諱”，“少保廣平王元贊”，稿本作“淮安王元育”。稿本文字從《北史》卷六十。

　　2.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陳寅恪先生與王國維先生交誼頗深，并對王國維先生之學術理想有深刻的理解，其《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所言：“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陳先生自己堅持的學術追求。陳先生還撰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對王國維先生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做了精到的概括，也早已傳播學林。陳先生另有《挽王靜安先生》詩一首，有“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之句。這批遺稿中有《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拓曉堂言，上古版、三聯版“均未錄入”。不確。見上古版《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詩存》。

　　其實，由于種種原因，陳寅恪先生的文稿散失的當有不少。曾見《收藏》2005年第3期載方繼孝《陳寅恪吳宓手稿偶得記》一文，言作者2003年歲末在北京潘家園文化市場購藏馮承鈞譯伯希和《蒙古與教廷》手稿時，還得到1頁文稿，為陳寅恪先生手跡，文曰：

　　馮先生譯文正確(譯文時有刪節，但無害于大意)，又間有經自己所發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讀者。惟外國字原文之有符號者，仍多未移寫正確，將來付印時，似必須悉照原文一點一畫皆不錯誤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冊府元龜》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伯君原文自得不解“道王友”之語)，殊不知“王友”乃唐時之實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稱，如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云：“王府官為友一人，從五品下”之類。若一一悉為考訂改正，則限于目力，恐有所不能也。寅恪謹注，六月七日。

　　馮承鈞(1887-1946)，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曾在北京大學等校任教，著譯甚豐。《蒙古與教廷》為其30年代譯稿，遲至199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據陳先生此文所云，此注曾是他審讀馮先生譯稿時所寫。此注糾正了伯希和所注之誤，體現出陳先生對唐史之熟稔。

　　二

　　其次，《陳寅恪先生遺稿》為陳寅恪先生著作的校訂提供了依據。由于陳先生的著作有些生前未刊，如《柳如是別傳》等，作于晚年目盲時期，倩人抄寫，未能自己校訂；有些生前雖已刊行，但陳先生治學謹嚴，文章有一再修改訂補之習，如《陳寅恪先生遺墨》所收《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一文排印本上就有陳先生親筆作的大量訂補；還有一些是文集整理和出版時，由蔣天樞先生和編輯作了一些刪改。上古版《陳寅恪文集》和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雖然已作了一些校訂工作，但仍然有繼續校訂的余地。

　　如《柳如是別傳》，此稿是陳先生目盲后“然脂暝寫”之作。上古版和三聯版出版后，均發現了一些錯誤，有的是謄抄錯誤，有的是編校錯誤，《中華讀書報》2001年6月20日、8月1日，就先后發表過陳福康《談新版<柳如是別傳>的校訂質量》和三聯書店編輯部《關于三聯版<柳如是別傳>的校訂》兩文，指出了兩個版本存在的錯誤。又如《陳寅恪文集》中關于周一良部分的刪改，如陳先生《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前言部分言及周一良先生，為上古版《金明館叢稿初編》所刪，而《陳寅恪先生遺稿》則保留(參見拙文《<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匯報》2007年6月3日“學林”版)。陳寅恪先生很重視自己文稿的保存，有一稿多抄之習慣，各本之間也會有不同。這批遺稿中有不少已收入陳先生文集的文章抄本和印本，可以和文集相校。拓曉堂先生已作了初步的校訂，本文就不再舉例。

　　三

　　再次，《陳寅恪先生遺稿》為研究陳寅恪先生的著述提供了許多資料。例如，陳先生晚年傾主要精力寫就的《柳如是別傳》，這批遺稿中就有不少關于柳如是和錢謙益生平事跡及其著述的研究資料，其中有柳如是研究筆記資料，1冊，紙本，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百貨公司廣州采購站”制活頁筆記本擬就。圖錄所示頁有：河東君詩(神釋堂詩話原文)、河東君條(三借廬筆談)、西冷第十首(原文)小青事、“過孤山快雪堂”詩(自歷身世與小青同)、倩人代作詩事、初訪半野堂詩(原文)等。施紹莘西佘山居記等柳如是研究資料，1冊，紙本，拓曉堂云：

　　此件一冊，以不同紙張、不同筆跡抄寫，裝訂而成。查其中內有：《施紹莘西佘山居記》蘭筆抄，題為唐筼筆。《河東君文輯補》(不知何人書)。《硯堂見聞雜說》(同上)。《柳如是逸事所附詞二首》(以下皆是唐筼手筆)。《蓼齋集》(資料選)。《一笑堂詩集》(資料選)。《陳眉公先生全集》(眉公府辭譜)。

　　按：此件均為關于柳如是研究的資料，當為寅恪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參考文獻。

　　其他涉及錢謙益、柳如是研究的藏書有：錢牧齋先生年譜，清末鉛字排印本，1冊，紙本，內有陳寅恪先生批注；牧齋集補，丁均衡輯，1冊，紙本，封面有“1964年錄奉，寅恪先生簽存，潘景鄭謹贈”；牧齋集外詩、柳如是詩合集，民國鉛字排印本，1冊，紙本；牧齋有學集補遺，民國間抄本，1冊，紙本；投筆集箋注，清宣統上海國光印刷所排印，1冊，紙本；投筆集，民國初年抄本，1冊，紙本。從這些資料和藏書，可以了解陳寅恪先生為撰寫《柳如是別傳》一書所作的學術準備和《柳如是別傳》的史料來源，也可以感受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精神。

　　四

　　關于這批遺稿的來歷，拓曉堂先生在序中僅言：“此次南國征集，得寅恪先生文稿等百余件，……另有寅恪先生藏書若干。”鑒于拍賣界的慣例，只要來源合法，拍賣者為收藏者保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這批遺稿及藏書等物中，我們也可窺知其部分來源。

　　這批遺稿中有蔣天樞先生撰《楚辭新注導論》手稿1冊，紙本；蔣先生書《參考書目》手稿2冊，紙本。又有《學術研究》1978年第1期，內載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緣起》一文，刊物封面上蓋有“學術研究社贈”紅印。由此可見，這批遺物中雜有陳寅恪先生身后之物，且有蔣天樞先生之物。據朱浩熙撰《蔣天樞傳》(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載，《陳寅恪文集》出版后，蔣天樞先生仍繼續廣泛搜集關于陳先生論著、書信、筆記等各種資料，以便充實《陳寅恪文集》和《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87年，“陳流求再次來到復旦大學，同蔣天樞商議繼續出版陳寅恪先生著作事。蔣天樞的身體每況愈下，業已無有精力承擔此事，一應資料全部交付與陳流求。”據2006年11月3日上海《東方早報》報道，陳寅恪晚年為了更好保存文稿，1964年曾委托前來探望的學生蔣天樞代為保管，此事他曾用“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托不須辭”的詩句來記述。上海《東方早報》記者了解到，此次上拍的正是40多年前“付托”的部分，這批文稿曾一度被上海圖書館收藏，和滬上研究者曾有淵源，“文革”后，被歸還給陳氏后人，并輾轉由現在的藏家提供給嘉德拍賣。又據2006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報》報道，陳寅恪女兒陳流求致電該報記者，表示她認出這111種紙本中有13件能確定是其父親筆跡及參與了出版的書籍。因有些遺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中丟失，此后去向她就不得而知了。陳流求懷疑這些遺稿的來源，并確定其姐妹不是這批遺稿拍賣的委托人。

　　據拓曉堂先生核對，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之《陳寅恪先生遺墨》中有136頁內容與這批遺稿相同。其中第1-8頁為《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已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第9-18頁為《晉至唐文化史》，內題《東西晉南北朝天師道與政治關系史料之綜合及結合》，當為陳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已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的資料；第19-36頁為《敦煌研究(中國中古哲學史材料)》，其中有關于佛教入中國、目蓮救母故事資料；第54-61頁為《佛經翻譯文學》；第62-64頁為《禪宗文學》，其中有佛經翻譯資料；第65-94頁為《闕特勤碑考》之底稿；第95-114頁為《蒙兀史料》；第114頁為《菩薩本生發論疏藏文譯本》；第115-138頁為《借書附記》，從中可見陳先生閱讀廣泛；第139頁為趙彥衛《云麓漫鈔》“溫卷”條抄；第160-172頁為《大唐創業起居注》批本；第159頁為《外族文字抄件散頁》。據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中載，陳先生1932年在清華大學講授“晉至唐文化史”，為哲學系開“中國中古哲學”課，同年撰有《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等文，次年撰《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文。可見這批遺稿多為陳寅恪先生早年手稿。《陳寅恪先生遺墨》一書所收陳寅恪先生13件手稿，全部在這批遺稿內。據《陳寅恪先生遺墨》一書的出版說明所示：“這批陳氏遺墨，由廣州藏家陳俊明先生提供。”由于《陳寅恪先生遺稿》的大部分內容與《陳寅恪先生遺墨》相同，可以推定《陳寅恪先生遺稿》的藏家就是陳俊明先生。陳寅恪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已無庸贅言，他的遺稿堪稱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因此，我們由衷地希望這批遺稿能完整地重見天日，以推動陳寅恪研究以及史學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