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人生的轉折點

　　□方舟子

　　有時一個偶然的事件就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選擇。在我讀高一時(1982年)，正在“向科學進軍”的中國大張旗鼓地紀念達爾文逝世100周年，出版了許多達爾文著作和進化論科普作品，激發了我對生物學的興趣，并一直持續下來。今年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達爾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和《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出版于1859年11月22日)，世界各國科學界正在轟轟烈烈地慶祝，國內還未見到有什么舉動，不知是否也會使一些中學生對生物學產生興趣，而不是像近年來那些高考狀元一律功利地選擇金融、經濟作為專業？

　　當達爾文還是一名似乎很平庸的中學生的時候，他更像一個游手好閑的紈绔子弟，而不是肩負歷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親有一次指責他說：“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么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辱。”為了讓達爾文盡快走上正軌，在16歲那年，他的父親讓他提前兩年從寄宿學校退學，和哥哥一起去愛丁堡大學學醫。

　　愛丁堡大學有當時英國最好的醫學院，達爾文的祖父、父親都曾在那里學習，后來也都成了名醫。達爾文父親指望達爾文能延續家族傳統。可惜，達爾文對醫學毫無興趣，更要命的是，由于當時麻醉術還未發明，手術極為殘酷，而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對手術臺上的淋漓鮮血。在觀摩對一個男孩的手術時，達爾文再也無法忍受下去，逃離了現場，并決心不再進手術室。他更熱衷于幫助大學博物館采集植物標本，跟隨動物學教授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

　　兩年之后，老達爾文終于明白無法讓兒子繼承衣缽，必須重新設計達爾文的人生。達爾文家族除了出醫生，還出律師和軍人，但是小達爾文顯然缺乏從事后兩種職業所必需的自律。老達爾文覺得當教區牧師是游手好閑的人的最佳選擇，有穩定的收入，有體面的社會地位，而且有充裕的業余時間讓達爾文做博物學研究。達爾文想想也是，當時許多博物學家的職業都是牧師。于是達爾文聽從父命，進了劍橋大學學神學。他花在打獵、收集甲蟲標本的時間比花在學業上的要多得多，卻也能應付考試，在1831年以在178名非優等生中排名第十的成績畢業，準備當個牧師了此殘生。

　　達爾文在晚年回顧他的一生時，認為他的所有這些所謂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種浪費。但是他在課余結識了一批優秀的博物學家，從他們那里接受了學術訓練。他在博物學上的天賦也得到了這些博物學家的賞識。達爾文完成學業后，隨地質學家塞奇威克到威爾士考察，并夢想能有機會到熱帶地區做博物學研究。

　　沒想到這個機會很快來了。這一年的8月，他從威爾士考察回來，收到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亨斯樓給他的一封信，讓他趕快申請當貝格爾號的博物學家。當時英國海軍計劃派貝格爾號到南美海域考察，制作海圖。船長費茲洛伊擔心旅途的寂寞會讓他精神崩潰——其前任在南美海岸自殺，況且他的家族有自殺史，其叔叔用刀片割破喉嚨。因此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一名紳士做伴，最好是一名博物學家。亨斯樓自己想去，但讓妻子很傷心。另一位候選人——也是名牧師兼博物學家——則由于神職工作無法脫身。他們聯合推薦了未婚也未授神職的達爾文。

　　老達爾文反對兒子參加航行，認為這會推遲兒子在神學職業上的發展。達爾文沮喪地給亨斯樓回信謝絕推薦，然后到他舅舅韋茲伍德家打獵散心，意外地發現舅舅非常支持他參加航行。兩人一起給老達爾文寫了一封長信。針對老達爾文的顧慮，韋茲伍德指出這次遠航實際上對達爾文的職業發展很有好處，畢竟，研究博物學對神職人員很合適。老達爾文同意了。

　　達爾文連夜趕去見亨斯樓。不幸的是，他們發現這是一場誤會：費茲洛伊早已答應把位置留給一名朋友。幾天后，達爾文在海軍部遇到費茲洛伊。費茲洛伊告訴他，其朋友幾分鐘前決定不去了，你還想去嗎？達爾文興奮得幾乎昏倒，勉強點了點頭。費茲洛伊卻心存疑慮，因為他迷信面相，認為達爾文的鼻子形狀表明他不會吃苦耐勞。在經過幾天相處增進了解后，費茲洛伊和達爾文定了協議。達爾文算是船長客人，不支付薪水，堅持不下去時可以隨時離隊。

　　貝格爾號于1831年12月27日揚帆起航，繞地球一圈，于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國。達爾文沿途考察地質、植物和動物，采集了無數標本運回英國，還未回國就已在科學界出了名。這5年的見識，讓達爾文從一名正統的基督徒變成了無神論者，不可能再去當牧師了，成了職業博物學家。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思考生物的起源問題，最終創建了進化論，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種種巧合促成的貝格爾之航是達爾文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

　　提供了這一機會的費茲洛伊為此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物種起源》發表后，這名虔誠的基督徒憤怒地宣稱它帶給他“最劇烈的痛苦”。6年后(1865年)一天的早晨，費茲洛伊起床走進衛生間，和他叔叔一樣，用剃須刀結束了這一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