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　造假風愈演愈烈

　　抄襲之痛：還有多少是原創

　　就在人們對于文學藝術界“抄襲”事件愈演愈烈、難以遏止的嘆息聲還余音繞梁的時候，新年伊始，浙江大學博士后論文抄襲并一稿多投事件的曝光，又在人們眼前投下“學術抄襲”的不散陰霾……

　　新聞回放

　　浙大博士后被指論文欺詐

　　首先披露浙大博士后賀某抄襲事件的，是一位旅居國外的專家，他發現并致函浙江大學校長稱：2008年5月，德國《NSA藥理學》雜志刊登以HaiboHe(賀某)為第一作者的一篇文章，和在另一份波蘭雜志《藥理學通報》2008年第60卷上的一篇文章，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驗，實驗數據卻高度一致，兩篇論文的作者相同，只是署名方式略有不同；進一步的統計還發現，與賀某相關課題組涉嫌學術不端的論文有14篇！德國《NSA藥理學》等雜志已先后發表聲明，稱這是“科學的欺詐行為”，并將這些已發表的論文刪除。

　　而在2008年10月，中國藥科大學的戴教授致函《本草療法研究》雜志，指出該刊2008年第22卷發表的由賀某等人署名的、與上述論文類似的藥理實驗文章，是對他的課題組已經發表的相關論文的抄襲！戴教授是賀某的博士生導師。賀某2006年6月從中國藥科大學博士畢業，2008年7月被浙江大學聘為副教授。

　　這一事件因署名中涉及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而格外引人關注，但是校方及院士本人都澄清說，起初并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署名用的是拼音，是賀某發表時模仿(院士的)筆跡所簽”，這種行為本身也純粹是出于投一些研究機構所好，更為“年輕人評職稱可能還有用，論文帶上院士的名字，提高身價，更容易發表……”

　　通過簡單的網絡搜索可以看到，浙江大學發生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事情不止這一起。早在2005年，生物化工專業勵某的博士學位論文經核對后發現，總體的三大部分，竟然分別完全“照搬”了杭州商學院食品科學專業的三篇碩士論文！而在眼下的高校中，論文抄襲的情形更是時有發生，比如華中師大的“校園明星”、保送研究生、校長的得意門生賈某被檢舉出，發表的多篇論文為抄襲之作。

　　近年來曝光的“抄襲”

　　《水煮三國》被指“抄襲”早前發表于《中國經營報》上的《追擊品牌泡沫》

　　《可可西里》被指“抄襲”紀錄片《我和藏羚羊》

　　池莉的《心比身先老》被認為有“剽竊”他人作品嫌疑

　　虹影小說《綠袖子》被指“抄襲”

　　北大“黃宗英抄襲事件”

　　青年作家任曉雯指人大博導金元浦涉嫌“抄襲”

　　歷史教師紀連海被指《歷史上的和珅》一書大量“抄襲”《和珅——傳奇人生的成功與失敗》

　　葉辛被指小說《商賈將軍》與云南作家段平的長篇紀實文學《急公好義》“極為相似”

　　余華的小說《兄弟》被指“剽竊”詩人長征的《王滿子》

　　記者調查

　　他們為什么要抄襲：學界潛規則與舊傳統

　　搜索人們對于類似抄襲事件的反響，記者看到了為數不少的辯解甚至是同情之說。“在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下，評職稱、拿課題，發表論文數的多少，是一個重要的指標，這給一些大學教師，也給學生帶來了很大壓力”的說法，具有“權威”代表性。賀某“檢討書”中坦誠自己的行為是“為了能夠湊夠文章數目，實現能夠順利留校的目的……”可以算做對這種說法的一個印證。而“現在社科界抄襲論文成風，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幾乎成為一些學生炫耀掌握了潛規則，因而理直氣壯搞抄襲的緣由。

　　有人說抄襲古來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最好的總結。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倫理學教授李春秋說，這其實本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精華部分繼承和發揚的一種積極態度，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高起點的總結，不能成為不軌行為的依據。

　　李春秋認為，學校對于學生，也包括青年教師的評價體系，絕不僅僅局限于發表論文，而無論環境或制度如何，抄襲都是一種因急功近利而不擇手段的行為，至少屬于學術腐敗。

　　“有些學生出于眼前利益，感情用事支持抄襲行為，這十分可怕。如此再過若干年，社會是什么樣子？當這些人成為社會中堅力量時，還會不會有公議，還會不會有道德？每一個研究人員應有的道德修養、行為準則和治學態度，都絕對不容忽視。對于論文抄襲，除了給予道義上的指斥，還應該像狠抓考試作弊一樣嚴肅對待，直至尋求法律手段的幫助，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清醒而知恥。”

　　他們為什么不打官司：打不起這樣的持久戰

　　回顧近年來曝光的抄襲事件不難發現，抄襲其實已經攪擾著包括學術、文學出版、影視創作等多個行業，而通過訴諸法律的文學藝術界的相關案件可以看到，面對這類事件，受害者情緒多的是無奈，審理者更要付出艱辛。

　　著名翻譯家王干卿花費數年心血，于1998年從意大利原文直接翻譯完成了《愛的教育》一書，使這本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各國青少年必讀系列叢書”的經典之作，有了迄今最經典的中文譯本，意大利官方還為此向王干卿頒發了特殊的榮譽獎勵。但是，默默望著案頭擺放的《愛的教育》幾十種不同版本的盜版侵權書，王先生說，“心頭總會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

　　王干卿邊說邊拿出幾本署名不同翻譯者、不同出版社的《愛的教育》，書的正文已被他逐頁逐句地對照自己的翻譯本核對過，“很多是我個人獨特使用的排筆句、排筆段，都被照抄了過去；可笑的是，之前個別翻譯略有失誤之處，也被照抄了去……”

　　王干卿在家人的共同幫助下，已經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收集這樣的侵權圖書，他多次與各出版機構聯系并交涉，但幾次準備提請訴訟卻又都中途放棄。“維權當然是最佳的途徑，但更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當萌生了維權的念頭且打電話聯系那些不規矩的出版社時，我所遭遇的是當頭一棒。出版社不理睬讓我去找書商！四處尋覓，找到了書商和‘譯者’，可他們大多蠻橫無理地說：‘抄你的？怪事！抄你的又怎么樣？既然你說抄你的，你去告呀！’說真心話，像我這樣一位即將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怎么也經受不住這種‘折磨’，打不起這樣的‘持久戰’、‘消耗戰’，只好忍氣吞聲，息事寧人……”

　　事實上有很多作者和王干卿有著同樣的尷尬，作品被抄襲卻不敢起訴、不敢維權，因為精力耗費很大，審理過程也往往十分艱難。

　　東元律師事務所易廷斌律師告訴記者，對著作權案件的判定，實際上對法官的要求非常高；審理過程中，難度最大的，就是對于抄襲與否的認定。

　　“如果是一部長篇小說，法官看兩本書一定不只看一遍，和當事人、律師一樣，所有參與訴訟的人都必須同時熟悉這兩部作品，不但要用一般人的標準看出相同、相似的地方，還要認真地審查每一個指控的部分，從法律的角度去判定是否構成剽竊。如果是學術論文，還往往可能要求法官了解相關學科知識、歷史背景以及研究方式和手段等等。可以想見耗費精力有多少，審理難度有多大！”

　　律師分析

　　他們應該怎樣維權：你比所有人都了解自己的作品

　　抄與沒抄多數時候確實很難界定。美國一位著名法官說過，“現代解構性的抄襲已經代替了逐字逐句的抄襲，成為一種普遍的抄襲形式”。有網友說：“中國話跟中國話本來就差不多，中國事兒跟中國事兒也差不多……字是用電腦一個一個敲出來，湊在一起的，怎么就變成了你的？”

　　三年前莊羽狀告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自己作品《圈里圈外》勝訴之后接受采訪時，沒有忘記提醒所有維權者：有一項工作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律師也替代不了，那就是資料的整理。“沒有任何人比你對作品更熟悉的了，所以開庭的前期工作要自己做充分。而把侵權的東西找出來，是最難的，特別是，剽竊很多時候是‘攪拌式’的，很可能在原作當中的第十頁的一段話或者一段文字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別放到作品當中的第97頁、110頁和117頁……這些工作很艱苦，特別枯燥……我一直是用堅持支撐下來的！”

　　易廷斌律師就此給廣大讀者的提示是：作為維權的一方，你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協助律師和法庭把維權的事實、證據充分列舉出來，以證明侵權作品和被侵權作品內容上的雷同。“凡是屬于作品表達方面的內容，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內容。法律在界定抄襲與否的問題上有困難，但是有標準，而且標準很明確。打這樣的官司困難，但絕對不會姑息遷就，會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定。”

　　專家建議

　　良心比法律更接近真相

　　發生在高校中的“抄襲”事件盡管接連不斷，但是所有核準事實后的懲罰都止于校規校紀的范圍內，幾乎沒有訴諸法律的。

　　北京師范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工作主管教師說：學生抄襲文章之類的行為，一般都是為應對作業、考試、考核、升學的個人行為，對于社會的波及面、影響力和危害不大，應該與法律層面的懲治保持一段距離。現在要解決的，是找到更加有效的方法，能夠使學生以至教師“論文抄襲”事件不發生、少發生，發生了能被及時發現并糾正。

　　在李春秋教授看來，要徹底杜絕剽竊抄襲幾乎不可能，人性的因素、利益的驅動決定這種現象在各個國家、各個時期都會出現，但必須盡量減少類似現象的出現。

　　他認為主要可以通過兩類手段，一是法律上加強對侵權行為的重視，充分發揮具體案例的警示作用；二是要健全社會誠信體系，通過輿論道德的壓力增大剽竊者的作案成本。“事實上，抄與沒抄，當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完善道德品質教育，提高學術良知、良心道德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才是從根本上減少學術抄襲事件的最有效辦法。”

　　本版采寫 孫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