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黨員，是陜北革命根據(jù)地的開創(chuàng)者和主要領(lǐng)導(dǎo)人。習仲勛是劉志丹的老戰(zhàn)友，在劉志丹領(lǐng)導(dǎo)下從事革命工作，歷任重要職務(wù)。1935年劉志丹和習仲勛同遭極“左”分子的迫害，被關(guān)押在一起。習仲勛后來回憶說：“我和劉志丹同志一起被關(guān)在一個舊當鋪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zhí)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綁著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虱子；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著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救了他們。可是，當年與劉志丹一起遭受極“左”分子迫害的習仲勛，在建國后又一次遭到陷害。而這次習仲勛遭受康生的陷害，卻是因為小說《劉志丹》。

　　小說《劉志丹》

　　1936年4月，劉志丹在率部隨毛澤東東征作戰(zhàn)時犧牲。劉志丹犧牲后，中央對他的一生是充分肯定的。毛澤東曾滿懷深情地題詞：群眾領(lǐng)袖，民族英雄。劉志丹犧牲后，他的威望，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在人民軍隊里，尤其是在參加創(chuàng)建陜北革命根據(jù)地的干部中，一直很高。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宣傳、紀念劉志丹，工人出版社于1956年主動約請作家李建彤寫一部記述劉志丹事跡的小說。

　　李建彤是寫這部小說的合適人選，她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之妻，1944年畢業(yè)于延安魯迅藝術(shù)學院。早在延安時期，她就收集過關(guān)于劉志丹的一些材料，建國后，她以劉志丹親屬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進一步收集了許多關(guān)于劉志丹事跡的材料。又經(jīng)過長期細致的準備，于1958年初動筆寫作，同年冬寫出初稿，次年春寫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

　　考慮到記述劉志丹的事跡必須真實可靠，分寸把握也應(yīng)該更慎重些，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陜甘蘇維埃政府主席、當年與劉志丹一起遭受迫害、建國后已經(jīng)擔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習仲勛懷著對老領(lǐng)導(dǎo)老戰(zhàn)友的深厚感情，認真閱讀了書稿，并于1960年春兩次約請作者談自己對書稿的意見。習仲勛首先肯定作者所付出的勞動后，從歷史和政治的高度提出：小說還沒有寫好，沒有把劉志丹寫出來，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由于書中提到高崗，而這個問題十分敏感，習仲勛對此十分注意。因此，習仲勛在與作者的談話中特別提出：書中有一處寫到高崗，還寫當時高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這樣寫不妥，不要寫高崗。

　　習仲勛提出意見后，作者又著手對作品進行修改，于1961年春寫出第四稿，1962年春寫出第五稿后，送給當年與劉志丹一起鬧革命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見。許多老同志對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特別是，原陜北老干部、時任國家經(jīng)委副主任的賈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分別對作品提了一些改進意見。

　　作者考慮到這部書是宣傳革命烈士的，又涉及黨的歷史，應(yīng)該由中宣部審閱，便把樣書也送給中宣部主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周揚審閱。周揚認真看后認為，小說寫得很好，可以出版。

　　雖然有了這樣一些前提，但作者出于慎重，仍然沒有馬上出版這部小說，而是向工人出版社提出將書稿印出少量樣書，以便于送給一些當時在陜北和劉志丹一起鬧革命的同志，進一步征求他們的意見，以求把書改得更好。工人出版社采納了作者的意見，只印出幾百本樣書。

　　然而就在此時，一場橫禍不期而至，《劉志丹》一書被定為“反黨”，習仲勛被卷入其中，蒙受了極大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