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稱張抗抗為抗抗姐，和她認識多年，真正熟悉起來卻是近幾年的事。每次我給她打電話都是假裝“閑扯”，然后我作為正式“采訪”見報。每次她給我發郵件都已近凌晨，然后我回復是：半夜三更，請暫停“作”息。最近兩年，她很少出來參加活動，據說是躲在家里“作”長篇呢。每次想到抗抗姐，就讓我想到廣大“作女”們最常見的表現：冰冷的嘴，火熱的心。

　　張抗抗嘴冷心熱，這一點我是看在眼里的。不說她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每年“兩會”總有直擊事態要害，為民請命以及發展文化事業的提案；也不說汶川地震那時候，她自覺的公民意識和救助災民的具體行動；就是她以作家身份多次參加會議的秉直發言和大膽建議，在坊間也早已并非新聞。我曾嘲笑她，以你這熱腸熱肚、不厭其煩管閑事的超人精力，說你真能“作”不算夸張，而且還是“高齡作女”。

　　20年前，有一位在張抗抗鄰居家做水暖的青年民工，出出進進認識了她。這個民工酷愛讀書，忙里偷閑總愛和這位作家大姐“嘮嗑”，把自己肚里早存的、嘴巴里現嚼的、耳朵里剛聽的，還有一個小爺們兒，對苦對樂對未來的念想，都向張姐抖落。張抗抗后來以他的故事為原形，寫了一個中篇小說《工作人》。這大概可以算得上作家中較早“關注底層”的作品了。在張抗抗的鼓勵下，這小子在工友們做夢娶媳婦的時候，生生“劃拉”出了一篇又一篇他和周圍那些苦哥們兒的生活群像。張抗抗又熱心幫他推薦發表。如今，這哥們兒已經回到自己家鄉，出版了作品集，開始從事文化工作了。

　　張抗抗是杭州人，但在北方待久了，說話也京腔京韻，尤其當她發表一些批評意見時，北方人的豪爽之氣就會洋溢在眉宇之間，不含蓄委婉，針鋒相對，毫無虛與委蛇之意。她還沒當中國作協副主席前的一次全委會上，有位副主席提出一個話題，張抗抗當時就據理反駁，不管那人在主席臺上怎么想，也不管在座的當事人怎么看她，直通通地表明了反對態度。當時很多人誤以為她和那位副主席或有芥蒂，所以不留情面。后來聽說，他們是魯院的老同學，個人關系相當好。只是遇上了在她看來是“原則性”的問題，所以不可通融。想必那位學兄早已領教過她的“作”法，出了會場就泯了“恩仇”。可見她的“作”是從當年魯院學習時，甚至更早的文學青年時代就已經開始了。會后我曾欣喜地對她說：“作姐”，我是從心里佩服你敢“作”。可你也別裝傻充愣呀？她一臉正氣地回答我說：我不是裝傻，是真傻。

　　張抗抗的成名作是197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愛的權利》，這篇小說對于我們這批長期受到思想桎梏，必須掩飾“心如蝶舞”的一代人來說，像特赦的囚犯得到了自由。記得我特別興奮地向我媽媽推薦這部小說，說張抗抗給了我們思想、生活、愛情重新開始的權利。我媽立馬說，這小說讓你什么都換新的啦？哪天你也把你媽換個新的吧？我想了半天沖她說，換你，是老爸的事兒，和我無關。這個回答讓我至今想來都竊笑，連我這溫良賢淑的媽也跟著張抗抗“作”了一回。

　　上世紀80代初，張潔、張抗抗、張辛欣“三張”的作品成為熱愛文學的人耳熟能詳又爭論不休的話題。“三張”用她們特有的敏感和表達方式，展現了女性主義理論尚未被“引進”中國之前的早期“女性立場”。張抗抗小說《北極光》的發表在當時就曾產生廣泛影響，引起熱烈爭論，甚至尖銳批評。女性主義思潮的出現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而作女張抗抗這只出頭鳥，被槍打是該著的。

　　我說張抗抗是只鳥，經常被“槍”瞄著，她卻不以為然，照“作”不誤。80年代中期，她又“作”巴出一部長篇——《隱形伴侶》，在這次重要的文本實驗中，她幾乎全方位試用了現代心理小說的種種技法。到了90年代中期，她剛出版了一部嚴肅悲壯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又迅速一個華麗轉身，寫出唯美至愛的長篇小說《情愛畫廊》，兩部作品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我曾和朋友聊起，說她是最早嘗試進入“市場”的作家，上網一搜，就看到她自己原來早有話在那兒擺著。她說，作家要敢于面對市場，但不能喪失“立場”。

　　每次得空和她聊天，她都陽光燦爛得跟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似的，也從未見她背后家長里短說人是非。相處時間長了，發現她這人貌似清高，原來是那種只顧埋頭“作”自己，危害性較小的“作女”。

　　張抗抗的散文文字優美，而她的大量隨筆，卻是另一種冷峻憂思的風格。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蘇醒的母親》，更讓我感覺到她的“戀母情結”。張抗抗與母親的生命血肉相連，她為了探望并照顧年邁的母親，一年總會去杭州跑上幾趟。我說，你的日子掛著兩頭兒，這頭兒是“狼”，那頭兒是娘。還有前些年她那篇隨筆《無法撫慰的歲月》，至今讓我想起來就“揪心”。她一系列具有深刻反思意識的“知青”題材作品，之于我而言，很難用來“療傷”，在我眼里那永遠是一把往傷口上撒的鹽。

　　這幾年，我們若是趕上一起到外地開會，我總是強烈要求她陪我去逛街。據她說自己平日里沒有時間逛街，亟需惡補。幾次下來，發現她果然一逛街就“作”性大發，不把各家商店走遍決不罷休，“作”勁十足而收效甚微。一次在某個江南小城，她提議當晚逛了商店可私下去二人晚餐，并神秘兮兮地透露該城盛產清明前長江洄游刀魚，其味鮮美無比。夜幕之下，我和她走遍半個小城，眼巴巴進出餐館無數，她不是嫌這家情調不足，便是那家風味不對，好容易兩全其美了，卻偏偏沒有刀魚供應。我已經累得兩腿抽筋，說咱將就吃碗面條行啦，她仍非要堅持把刀魚進行到底。兜了一大圈，眼看即將重新回到自己住的賓館門前，她終于發現一家極簡小館，竟然有清蒸刀魚，喜出望外撲將進去。待那刀魚千呼萬喚上得桌來，但見兩條細短瘦魚，其味如長滿細刺的豆腐。我是被她尋找刀魚“作”得吃不出啥味道了，而她面露喜色，心滿意足而歸。從那次，我算領略了“作女”的日常習性：因追求完美而“作”而累，應是她命中注定。

　　我原以為“作女”，都是我這種“生猛海鮮”，張牙舞爪。卻原來，“作”也分好多種呢。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蔫“作”的，有狂“作”的，有間歇性的，有持續性的。張抗抗在書中讓別人“作狂”，自己卻是剛柔兼濟，從容不迫地“作”并思考著。這不，深更半夜又來郵件了。其實我知道她的新長篇小說初稿早就寫完了，估計目前正處于自己作踐自己的大修大改階段。她這種人啊，是在寫作中方能苦中“作”樂，期待她的新書能“作”出新的風貌和品質。我回信給她：繼續“作”吧，你這樣的作家，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作”家。

　　胡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