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節日總是將一年中不同的時令賦予人文色彩，春節的喜慶、清明的哀思、端午的紀念、七夕的浪漫、中秋的團圓都寄托了某種情感或情懷。中國的節日承載著五千年的文化與禮儀。 如果把人類的歷史看成是一條河，那么服飾是流，文明是源頭。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成就了中式服裝的神韻，也造就了節慶與服飾之間相映成趣的關聯。

　　美麗的云裳

　　雖說服飾之事微小，然而卻是歷代禮儀典制之所系。歷史上的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儀制度發達，各種禮儀規定通過同樣發達的服裝文化得以集中體現。

　　夏商時期，開始建立禮制，與這些禮儀活動相對應，便出現了各種冠服制度，如祭祀時著祭服、朝會時著朝服，婚嫁有吉服，從戎有軍服等。到了周代，冠服制度隨著周禮的成熟逐步完善，并被納入了“禮制”的范圍，服飾制度就與禮儀典制結合在一起，服飾也始終作為禮儀的一種表現形式。歷史發展到現在，我們的傳統禮儀斷裂了，隨之斷裂的還有我們的服飾文化。而事實上，服飾是民族的符號和標識，沒有民族服裝的民族，弘揚本民族禮儀文化的努力必然大打折扣。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華夏禮服”這四個字首尾相連是為華服，它是代表了我們華夏民族精神的禮服。華服以“禮”為魂，以“錦”為材，以“繡”為工，以“國色”為體，凝匯呈現數千年華夏禮服的文明，正是夢寐以求的美麗云裳。華服作為一種禮儀形象的表現，應作為一種精神載體滲透于民俗的禮儀文化之中。

　　傳承與發展

　　作為國服，日本的和服華美精致，韓國的韓服優雅明艷，越南的長衫自然樸素又具有民族風情。我們中國人也有能夠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服裝，那就是華服。

　　當然，華服并不等于古代服裝，華服的設計可以不乏時尚和個性。國內很多學者認為，華服的設計應該適應不同場合的需要，“應該是一個系列”。但在這一個系列中，還是以禮服為主，出現、用于一些莊重的場合。華服不僅可用于官方人士國際交往、國內重要政治、文化場合，民間還能用于重大傳統民族節日、婚禮、成人禮、祭禮等重要場合。著名唐裝大師楊成貴先生建議，可將國慶節、中秋節和春節中國最典型的3個節日，確定為“國服日”。

　　在2001年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上，各國領導人身著“中式唐裝”集體亮相，讓全世界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立領的含蓄內斂，對襟的飄逸、儒雅與包容，黑白雙色的陰陽玄妙，兩袖生風里的武術太極，特別是手背于身后時，頜首挺胸的那種從容與頓悟便從這些服飾符號中流淌出來。這使其在海內外華人中迅速流行開來，掀起了一場新唐裝熱。

　　中山裝也曾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國的“國服”，它的流行已接近一個世紀。直到現在，在國際場合，張藝謀、陳凱歌、李連杰等人，也都習慣于選擇以中山裝亮相。

　　還有那窄窄小小、婉約動人的旗袍，無論是絲的、綢的、緞的、布的，還是金黃、翠綠、藕粉、寶藍的，它們或鮮艷或素雅，或凈花碎圖或鑲嵌提繡，絲質潤白猶如羊脂溫玉，立領長盤扣琵琶襟絹花袖，都流傳出中國水墨式的飛白寫意。

　　其實華服并不僅僅是唐裝、中山裝或旗袍 ，“我心中的華服”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一百個人眼中就有一百種華服形象。華服的要義在于倡議現代社會對國學，對儒釋道的回歸。“回歸”不是純粹的“復古”，而是國人對“自家東西”的本質意義上的認同，是一種民族認同感的體現，民族的文化認同往往會通過民族服裝來予以表達，華服必須要有這個特質。

　　今日華服之設計，也一定要體現時代特征與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因為那是國家的象征和民族的標志。設計國服并不是要將現代人打扮成古人。國服的設計應體現華夏文化理念與精神，同時不乏時尚和個性，加入多元設計因素未嘗不可，國際流行色、少數民族的圖案、傳統繡花在設計中都可受到重用。真正做到華美不少一分，色彩不拘一格。

　　總而言之，華服應該是中國人在正式場合體現身份的穿著。華服的要義，首先在于展現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以中華經典服飾元素形成鮮明標識。第二，華服應該承載和融匯華夏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兼容并蓄，引起中華大家庭的文化認同和共鳴。第三，華服在發掘與發揚傳統文化的同時，應當融入現代感與國際化，使得當今世界對中華民族新風采形成統一的共識。華服應該具有標志性、經典性、民族性、兼容性和現代性這五大元素。中華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隔斷的文明，但中華服飾文明卻因種種歷史原因而產生了諸多“斷點”。因此華夏禮服不是中國歷史上哪朝哪代服飾的翻版，而是要將五千年文明的斷點與斷代承接為一脈，再將其歷朝歷代之服飾精華一脈貫通。同時，匯集全球服飾之精工技法，博采世界民族之林的多元文明，達到一世融匯之境界。

　　作者：董桂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