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個晚上，央視的元旦文藝晚會上，人們聽到了三首熟悉的詩歌，分別是艾青的《迎接一個明日的春天》、汪國真的《熱愛生命》和食指的《相信未來》。三首串場的詩歌連綴起1978年到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紀后三段歷史時期。上世紀90年代，詩歌的火紅年代，汪國真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名字，承載著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追憶那一段青春歲月，不得不提到汪國真和他的詩歌。

　　不久前，汪國真又多了一個新身份：暨南大學兼職教授。在他北京的家中,他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還給記者展示了近年“收集”的盜版汪國真詩集，幾十本盜版書擺滿了一張長沙發。2008年汪國真出了兩本書，但當年隨機收集到的盜版書就有四種。“盜版比正版更能說明問題，從另一個側面證實我詩歌的生命力和傳播力非常旺盛。”跟其他作者不一樣，他對盜版書沒有很氣憤的感覺。他說：“連續19年被盜版，說明現在詩歌仍然有很多讀者，也說明我的詩歌還有很多人看。據我所知，中國的詩人中我是唯一被盜版19年的。”

　　當了7年銑工，人生目標曾是八級工

　　1978年，22歲的汪國真以初中文憑考上暨南大學中文系，按當時國家規定，他可以帶著工資上學。之前，他從1971年初中畢業開始在北京第三光學儀器廠當了7年銑工，那時他的人生目標是成為八級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他的整個人生前景，在22歲的時候，已經完全可以預見了。

　　童年時的汪國真并沒有對文學表現出特別的興趣。“我是一個愛好比較廣泛的人，父母是搞教育的，父親畢業于廈門大學，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教我背古詩詞，所以我初中學歷也能考上大學，有一定的家庭淵源。”

　　對于長達7年的工人生涯，汪國真覺得最大的收獲是，了解這個社會，做事注重實際，沒有那么多的書生氣。

　　“所以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寫詩寫出一個現象來，寫書法寫成國禮，畫畫榮寶齋能夠讓我辦畫展，做音樂有很多地方投資做我的專輯。我跟一般寫詩的人不一樣，他們異想天開，我沒有太多異想天開、一廂情愿。”汪國真說，“為什么有些知識分子做事情總做不成？就是因為不注意將自己的所學融會貫通，與實際相結合起來。”

　　有同學這樣評價汪國真：就是什么都來得快，接受能力強。從北京至廣州，初來乍到的汪國真完全聽不懂“白話”，不過一個月后，有個同學大吃一驚，發現他用粵語在跟香港同學聊天。

　　走上文學道路是偶然的，從家里對他的要求，以及自己最早的志向，實際上不是想學文科，而是往理工科方向發展。但是由于沒有上過高中，高中的數理化對他來說是一片空白。“逼不得已上了文科，雖然不是完全對文科沒有興趣，但實際上從文是一個無奈之舉，考文科對我來說把握比較大。”

　　“我選擇寫詩還有一個原因：當時我的字寫得太差”

　　78級的學生中，寫作是一種風氣。“那個時代學生的創作熱情還是蠻高的，寫詩有情感的宣泄，也覺得作為中文系的學生，不斷發表作品是自己價值和能力的體現。我不是單純為了寫詩而寫詩，而不考慮人生價值體系。但我選擇寫詩還有一個原因：當時我的字寫得太差。”因為小說、散文要寫的字比較多，自忖字難看，擔心編輯看起來費勁難以發表，他“討巧”選擇了寫詩投稿。

　　暨南大學倪列懷副教授當年是汪國真的同班同學，2006年暨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汪國真回到母校，兩人相談的時候，倪列懷感嘆汪國真的字寫得很漂亮。這勾起汪國真記憶里的一件事，他笑呵呵對倪列懷說：“你記不記得，當年我的畢業論文還是請你幫忙抄的？”倪列懷不信，特地翻出汪國真在中文系的檔案，果真是出自他的字。可見，當時的汪國真，連交畢業論文都覺得自己的筆跡拿不出手。

　　1979年4月12日，大一的汪國真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處女作《學校的一天》5首組詩：“天將曉/同學醒來早/打拳做操練長跑/鍛煉身體好……星光間/同學坐桌前/今天燈下細描繪/明朝畫一卷。”這首順口溜式的詩得到兩元錢的稿費，也給了他很大鼓舞。他將自己的詩作像撒網一樣撒向全國各地的報刊，九成以上是退稿，過了三個月就轉投另一家。但他在校時并不太引人注目，也不是什么叱咤風云的校園詩人。當年的同學和老師，對于他后來的出名，多感出乎意料之外：“此汪國真是否彼汪國真？”

　　“我在大學的時候成績是一般的，并非高材生，屬于很不起眼的學生，至少在學習成績上是很不起眼的。”他說，“但我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注重獨立思考的學生，也比較執著，不會做自己不太想做的事情。我會做我認為有興趣的事，比如寫詩。”

　　“很多寫詩、寫書法的人會因為沒有取得成就而很失落，我從來不會感到失落，因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感興趣的。寫詩，成功了是我的事業，不成功還是我的愛好。對于一個愛好來說，是不會有失落的。我又沒有勉強自己，失落什么呢？”

　　大學畢業之后，汪國真被分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他的詩歌創作高峰期也就是在大學畢業之后的兩三年，《熱愛生命》是他最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之一，當年傾倒了無數讀者，曾是1988年《讀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的卷首語。

　　說起這首詩的創作過程，汪國真回憶說，這首詩實際上是用來鼓勵自己的，回答了自己一些困惑和疑問。“那時我快到而立之年，事業上沒成就，感情上沒著落，對未來也比較迷茫，已經有一些緊迫感。為什么這首詩影響很大？可能因為面臨這種困惑的人很多，回答了人生很多重要問題。”

　　真正讓汪國真紅遍大江南北的是，1990年《年輕的潮》、《年輕的風》、《年輕的思緒》等詩集的相繼問世，那一年被稱為“汪國真年”，最終“汪國真熱”成為近30年來最轟動的“詩歌文化事件”。在此之前，他的很多抒情詩只是零散發表在一些雜志上，但已經被廣為摘錄、互贈、朗讀，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在青年人之間，一時成為時尚。

　　“我希望他們能拿出優秀的詩歌來把我的詩滅掉”

　　從手抄本到結集出版，對汪國真來說卻是意外的。“那時候當然想出詩集，但從沒想過不需要自費出版。”學苑出版社的編輯孟光通過關系找到汪國真，使這種不可能變成了現實。而孟光之所以想去找汪國真，是因為其當老師的妻子在課堂上發現，學生們不認真聽講，偷偷在底下傳抄汪國真的詩。

　　火速結集出版之后，不出孟光所料，《年輕的潮》成為席卷全國的暢銷書，一版再版，一年多印了60多萬冊。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收發室原來只有一個人值班，因為汪國真的讀者來信太多，后來特地增加到三人。“一天幾百封信，研究我的書都出了16本。其中有很多是掛號信，需要登記的，一個人登記不過來。”信的內容什么都有，訴苦的、請求指正的、求愛的。后者一般很含蓄，夾朵花，疊個什么東西，也有寄照片的。當年很多人寫情書，用的就是汪國真的詩。一位女軍官告訴汪國真，生日時收到8份禮物，全是他的詩集。

　　風頭最勁的時候，汪國真參加了1991年央視舉辦的第一屆主持人大賽。“當時已經出名了，沒有太多考慮，一般別人請我做什么事情，不想讓別人感覺我架子很大，參加就參加吧。”報名上千人，最后他進到了前8名，決賽時與許戈輝搭檔。“坦率地說，決賽的時候我的表現并不是很好，因為緊張，當時我是正在風頭上的人，心態不輕松，而像這種比賽必須要輕松。”當時許戈輝得了第一名，汪國真得了第六名。

　　對于汪國真的走紅，許多站在學術高度的評論家表示了不解甚至不屑。有人諷刺別人的作品“怎么寫得跟汪國真似的”，意思是該作品太過小兒科，對此，汪國真的回敬是：“我的希望是，他們能拿出優秀的詩歌來把我的詩滅掉。”

　　“我的正版書大概印了四五百萬冊。據不完全統計，盜版一般是正版的三倍到五倍，正版加盜版我的詩集發行量應該在一千多萬到二千萬。”對于長期存在的批評，汪國真有些不以為然。“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判斷是不是詩、是不是好詩的標準，就是時間和讀者。”(謝綺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