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情報人員在廣州

　　-老城紀事

　　□李少林

　　俄國十月革命后的一個多月，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全俄肅反委員會。除肅反外，也向外國派出諜報工作人員。因為第二國際成立之后，列寧提出，東方所有覺醒的民族，團結在蘇維埃俄國周圍，確信會在不太遙遠的時間內取得勝利。

　　共產國際從1920年就與國民黨建立聯系，蘇情報人員開始來到中國。1926年6月，蘇聯專門為亞洲而成立的“遠東局”就設在上海。除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陽)外，廣州也有大批蘇聯情報人員的足跡———

　　斯托亞諾維奇的任務

　　維經斯基(一直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始創和發展，從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到中共第四第五次大會，他都參加了)、馬林(荷蘭共產黨員斯內夫利特)、索科洛夫等，都會見過孫中山，有合作意向。接著，在1921年，斯托亞諾維奇，以遠東通訊社和俄羅斯通訊社負責人的名義，正式到達廣州，任務是：把華南的情況介紹給俄國。工作不久，達林，作為國際遠東局代表，在1922年4月22日，來廣州見到蘇聯諜報人員斯托亞諾維奇———

　　起初我到了東山(廣州的一個區，“二等”歐洲人住在這里———作者注)。斯托亞諾維奇就住在這里。高高的個子，蓄著大胡子，和藹可親，永遠準備幫助他人，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唯一的同事，是法屬印度支那的一位棕黃色頭發的越南人，會說法語，懂漢語，了解中國南部的生活。我從斯托亞諾維奇那里，聽到了令我震驚的、有關南方形勢的最早消息。無論是孫中山本人，還是他的政府，都被描繪得十分陰暗。照他說來，孫中山政府實行敵視工人階級的政策，把孫中山的戰友都說成支持美國軍閥，還完全同情陳炯明(將軍，廣東省長，投靠英國；1925年被國民黨軍隊打垮———原注)。

　　斯托亞諾維奇似乎支持工人運動，親近廣州的共產黨組織，后來卻又改變了觀點，工作上與我聯系。到1922年中，他離開了廣州，到上海蘇聯領事館當秘書。

　　孫中山“聯俄”有原因

　　在俄羅斯通訊社的幫助下，在廣州辦了一家俄語學校。其實，這家通訊社是蘇聯情報機關對外的掩護。當時中國有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孫中山政府，俄國的白匪在國內被殲滅之后，許多人也從西伯利亞來到中國，如涅恰耶夫指揮4000人的俄僑部隊為山東服務，而梅尼西科夫的3000人部隊為張作霖服務，他們“不受任何限制，仰仗高超的軍事技能，打了一些勝仗”。蘇聯除想利用中國力量殲滅白匪，也想利用孫中山政府。索科洛夫談到：“把廣州政府作為東方民族革命的武器，把中國推到與協約國為敵的陣營。”他還認為：國民黨“堅持的綱領與我國社會革命黨人的綱領有某些相近之處”。

　　到1922年秋至1923年春，莫斯科決定還要依靠孫中山。馬林的報告指出，國民黨要進行新的黨的建設和軍事建設。孫中山對此表示出強烈的興趣，而對“與蘇維埃建立聯系”的建議則予以否定。因為，他怕帝國主義進行干涉。

　　可是很快，孫中山感到帝國主義并非真的予以幫助，而是玩弄花招。如美國部分軍事教官表示愿意到廣州來，遭到美國政府拒絕；又如，孫中山向德國提出購買飛機，最后只是得到幾個飛行員，武器裝備一件也沒有。這時，他只有依靠蘇聯了。

　　1922年9月到11月，孫中山派廣東省長廖仲愷到日本，與陪同蘇聯越飛的武官，商談與俄國軍事合作的問題。孫中山表示，既要改革國民黨和軍隊，還要北伐，希望蘇聯從滿洲方面采取行動作為配合，并且提供200萬墨西哥元(那時均用墨西哥幣結算)，以及蘇聯顧問團的支持。

　　這一方案未被蘇聯接受。不過蘇駐中國外交官加拉罕，在給駐在中國的情報人員雅·達夫強的信說：“不但要從孫中山本人的講話，和通過其他諜報員所獲得的情報，去了解他在其統治區的情況，而且還要通過我們的諜報員和代表，直接了解。”達夫強身份是全俄情報機關諜報站長，領導中國10個諜報站。在北京一年后，他已經說“幾乎掌握整個中國的情況”。到1923年5月1日，蘇聯才致電孫中山表示，可以向中國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派軍事、政治顧問。

　　1924年，中蘇才把外交機構升格為大使館，達夫強當上正式大使。

　　這時，蘇聯向孫中山發出邀請，請他到蘇聯參觀，孫中山卻委托蔣介石于9月2日前往，代表團里還有共產黨員張太雷。在蘇聯逗留三個月左右，接見他們的蘇聯領導人包括加里寧、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托洛斯基等。因為中蘇語言有很大的障礙，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建議，在蘇聯開辦專門訓練中國人的學校。結果，后來把中國學員分到蘇聯各軍事學校。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列寧政治學院、高級炮兵學校等都開設中國班。送去學習的，不僅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還有國民黨員、馮玉祥的追隨者等，國共兩黨的人數一樣多。從1924年到1927年，共派出135名，其中40名派到馮玉祥部隊。但蘇聯直到20世紀70年代，一直向公眾隱藏了公報里的一段話：“孫中山博士認為，目前在中國尚不可能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甚至蘇維埃制度，因為中國不存在所必需的條件。”

　　鮑羅廷與同事合作不好

　　由于中國方面需要蘇聯直接派高級顧問，1923年8月2日，根據斯大林建議，再派鮑羅廷到中國，擔任孫的政治顧問。蘇這時的大使加拉罕寫信給孫中山：“鮑羅廷同志是參加俄國革命運動多年的我黨資格最老的黨員之一。您不但可把鮑羅廷同志視為政府代表，而且可以視為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像和我一樣和他友好交談。”

　　1923年8月，39歲的鮑羅廷，跟隨加拉罕先來到北京，找到張作霖談話。再到上海，找到斯托亞諾維奇(因為他長期在廣州住)，特邀請他擔任自己的顧問團成員(所謂顧問，其實是各種情報及從現場探聽到事件真相的提供者，受著全俄肅反委員會和情報總局等單位的領導)。斯托亞諾維奇時而到天津，時而到上海，時而到廣州，他在《瑣事錄》里提到：“赴華南出差。以鹽商作掩護。聯絡廣州工人組織、大學生。”

　　10月6日，鮑羅廷乘小船到達了廣州。在一份《駐中國軍事顧問與情報部的關系細則》的文件中，對教官的工作清楚地進行了說明，規定“教官應寫詳細的日記，記錄自己所作的一切，會見的所有人員、進行的所有談話和留下的印象。”每月還要報告一次“自己部隊和敵軍的情況”“對于各種軍事集團、相互關系及其同外國人的關系”……從1924年初開始，蘇聯甚至出版俄語雜志《廣州》，刊登在廣州工作的顧問的文章，一共出版10期，用手搖印刷機印的， 每期印幾十冊。不過，鮑羅廷和其他人并不合作，以致蘇聯情報機構批評他“力圖使廣東和廣西的工作避開加倫同志，直接歸他領導”，這是不正常的。古比雪夫對鮑羅廷意見更大，說他的“工作方法變得越來越有害無益了”。

　　盡管如此，蘇聯派來的大批人員，還是在中國搜集了不少情報。

　　蘇聯顧問的結局

　　蘇俄軍事顧問巴甫洛夫在石龍去世后，蘇維埃決定派另一位將軍加倫，這是他的化名，真名是布柳赫爾，擔任中國南方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

　　布柳赫爾與孫中山第一次談話，在蘇聯軍事教練艦“沃羅夫斯基號”上，孫中山與他談了幾個小時，最后說：“請留下吧，我們相信您！”

　　布柳赫爾到廣州，加強了廣州的防御和南方政府的軍隊建設。他致電俄國：“必須緊急完成‘蔣介石師’的組建，以便創建廣州軍隊的堅強核心”。至于工農運動等，是沒法保持蘇聯的影響，他只是希望國內給中國一些大的援助。

　　為此，才有1924年12月，由“沃羅夫斯基號”運送武器到廣州(請參看《羊城后視鏡》第3集《“沃羅夫斯基號”的神秘之旅》)，提供給黃埔軍校與廣州政府軍隊第一突擊師。據回憶，僅1926年10月，蘇聯供廣州的武器有：飛機24架，野炮157門，山炮48門，迫擊炮128門，重機槍295挺，步槍73993枝，手榴彈11萬枚，步槍子彈1.24億發，炮彈5萬發……這些槍支彈藥的質量，超過中國現存軍隊特別是軍閥們的武器質量。那時，所有軍閥都沒有飛機，蘇聯還貸款1000萬給廣州開辦中央銀行。1939年，蔣介石要求蘇聯政府再派布柳赫爾來當自己的助手，這時斯大林才答復，布柳赫爾受日本女間諜誘惑，已被“處死”。

　　1924年6月前，蘇聯顧問在廣州已達25人，后來則來得更多。那時的黃埔軍校，有著大批蘇聯顧問，戰術課、通訊、炮兵、飛行等，全部由蘇聯顧問任教。到北伐戰爭時，全部中國軍隊都配有蘇聯顧問，如：何應欽的第一軍，配切列帕諾夫；魯滌平的第二軍，配澤寧；朱培德的第三軍，配邁采利克……一直到程潛的第六軍，都派上了。重點軍隊的第17師的吳鐵城，配的是恰洛夫、魯達科夫、尼庫林、莫伊謝耶夫等。黃埔軍校里，還培養反間諜與情報工作領導人與諜報員，共上624節課。第一批培養24名學員，被認為將來成為中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基礎，分管這些工作的有譚平山、楊殷，還有一個陳某。1926年11月前，分三批訓練出360人，全部由蘇聯提供資金，從5000美元到2萬美元。蘇聯的上司特別交代，還要從罷工者中培養間諜到港澳，向國內報告那邊的情況。

　　1927年，孫中山已經離開人世。4月18日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并聲明有別于武漢政府，意味著國民黨正式分裂。莫斯科感到問題嚴重，成立“在華偵察情報工作委員會”，把使館內的武官專門負責情報工作，還下令使館燒掉“有損名譽的文件”。4月5日夜間，北京的張作霖的士兵襲擊了蘇聯使館。在使館里，有463個宗卷和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還逮捕了李大釗以及20多名住在大使館里的中國人。當蘇聯提出嚴重抗議時，張作霖下令報紙登出部分文件和照片。這年12月8日，廣州公社起義前，汪精衛也在廣州說：“嚴拿匿跡蘇俄領事館內之(中國)共黨，如蘇俄有包庇情事，應即勒令出境。”

　　廣州公社起義前，蘇聯派來了第二國際的能領導廣州起義的人員，并且帶來供起義的資金。兩位都是德國人，一個叫諾依曼，一個叫羅明納茲，乘坐一艘大型客輪，提著一個裝滿貴重物品的大提箱登上旅途。即使晚上睡覺，也要一個人不閉眼看護著箱子。大船偏偏在香港前的一個港口停泊了，要補充物資幾個小時。這時，乘客都上岸觀光了，這兩個德國人為難了，上岸得留下大皮箱，保險嗎？不上岸更讓人懷疑。在確信沒人盯梢后，最終丟下行李也上岸去了。返回大船的時候，在碼頭聽到令人沮喪的消息，船已開走了，因為很快會刮臺風，行李先帶到下個站。而“遲來”的旅客，另用一艘輪船明天才去下一站。兩人心急如焚，決不能把箱子留在大船上。在岸上四處找能搭乘他們的快船，好在遇上一條破船，收了錢后，船主快速把他們送上正在開走的大船上。幸虧，手提箱沒有動過。到達香港的岸后，成功地轉火車到廣州。到了廣州一家旅館，把箱子的錢交給廣州的負責同志，全是美元。廣州的同志數了兩次，覺得不對，說，比接到的通知數目還少了三千美元。之后請兩位特使看著數錢，仍舊是少三千。特使奇怪了，立即打電話到上海遠東局詢問，回答更使他們大吃一驚，那邊說帶來的錢已比原計劃還多了兩千。

　　廣州起義開始獲得成功，蘇聯領事匆忙去祝賀，但只有三天，起義就被鎮壓下去，這回，蘇聯被動了。

　　廣州五位蘇聯外交官被殺害

　　廣州的蘇聯領事館被搜查，當時總領事波赫瓦林斯基這樣回憶：“我們已經到了食堂，一個值班的中國人從院子跑進來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被士兵包圍。我讓同志們不要動，自己迅速跑上樓，那里可從陽臺看清我們使館面對著的兩條街。天色已經很暗，但是擠滿武裝士兵。我腦子閃過，看來要發生我們預料不到的危險。我飛快跑回樓下告訴同志們，并對波波夫喊一聲，要他燒掉先前準備好的秘密國家文件，又讓其他人到樓上我的辦公室去，自己則同上面提到姓婁的中國人(他有大門的鑰匙)一起來到院子大門邊。柵欄大門旁的武裝士兵殺氣騰騰，懂英語的婁給我翻譯，說他們要求打開大門。我試圖和軍官說話，他們對我是野蠻的嚎叫、對準我的毛瑟槍和打開大門的命令。估計文件已燒掉，我才讓婁開門。”結果，領事館全體人員，包括家屬小孩全被逮捕，受到中國軍閥的粗暴侮辱。12月14日，五位工作人員———哈西斯(副領事)、烏科洛夫、波波夫、伊萬諾夫、馬卡洛夫被槍決，整個廣州還散發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面題字：“1927年12月14日被槍斃的5名俄國人”。這一天，中國政府宣布與蘇聯斷交，領事一律取消，理由是他們支持了廣州起義，引起了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群眾的強烈抗議。以后，蘇聯代大使齊爾內赫等人員撤回國，抗議中國沖入蘇聯大使館。集中在武漢的蘇聯顧問140人集體回國。直至1932年12月才復交。

　　盡管許多情報人員逃脫了國民黨的屠殺，但當時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把許多對他們政權有功的人也當作敵人來清洗，如來過中國的阿布拉莫維奇，博基，達維多維奇，羅明納茲，波加尼，米夫，達夫強，阿列克謝耶維奇，拉平，沃依采霍維奇，安德列耶維奇……等等，都在上世紀30年代因各種罪名被槍斃，直到上世紀60年代左右才恢復了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