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在極其復雜的條件下進行的。上世紀20年代大革命期間，為了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生存發展，我黨不得不建立一些對付敵探和內奸的保衛組織，開展情報偵探保衛工作(簡稱情偵保衛工作)。在復雜的斗爭中，我黨領導的情偵保衛工作對于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周恩來后來曾多次回憶說，如果沒有“前三杰”，我們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我黨領導的情偵保衛工作學習借鑒了蘇聯的經驗，但規定不許搞黨內偵察

　　我黨的情偵保衛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愷被刺后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首先創建起來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區委組織工人準備武裝起義時，又從秘密的工人糾察隊中挑選有戰斗精神并精明強干的人員，建立起“打狗隊”。當時“打狗隊”很好地擔負了保衛領導人和懲處工賊的任務，確保了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安全，保證了工人武裝起義的成功發動。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由武漢遷回上海，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后又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總務、情報和通訊部門的同時又重建了“紅隊”(俗稱“打狗隊”)，專門對付破壞黨的叛徒內奸。1928年春，周恩來親自主持了特科人員培訓班，指派從蘇聯學習過“格別烏”保衛工作的陳賡、顧順章等人授課，還親自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指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指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周恩來隨后還規定，情偵保衛工作絕不能像反動階級那樣靠金錢、美色，而主要通過政治信仰發展情報關系。

　　我黨領導的情貞保衛工作學習、借鑒了蘇聯的情偵保衛的經驗，但從一開始便同其有所區別。蘇聯的“契卡”(政治保衛總局)在列寧去世后便開始涉入聯共(布)的內部斗爭。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黨內斗爭中搞偵察，這一原則對防止蘇共悲劇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懲處黨內叛徒，阻斷敵特破壞線索，是我黨早期情偵保衛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中共中央特科剛剛展開工作之際，黨內出現了一起叛徒出賣領導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對付黨內叛徒，阻斷敵特破壞線索，成為情偵保衛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給國民黨當局，六天后即遭殺害。中央特科負責情報的陳賡等人通過內線關系，了解到羅亦農被捕是由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出賣的。何家興夫婦的叛賣，使上海黨組織面臨著極大危險。中央一面緊急通知重要領導人馬上搬家，一面讓“紅隊”沖進這對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單后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挨了一槍負重傷，就此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五人在上海滬西區的軍委秘書白鑫家開會時突然被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偵知這個叛徒隱藏地，并于11月派“紅隊”將其擊斃。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聞之喪膽，在上海街頭不敢隨便活動。

　　●實行“打進去，拿過來”方針，在敵特內部建立情報關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對破壞了組織的叛徒實行懲治固然重要，但畢竟只能起威懾作用，從敵營壘中獲得叛變破壞分子的線索，才能防患于未然。為此，周恩來在特科建立后為情偵工作提出了“打進去”、“拿過來”的指導方針，這項工作在1931年以前實施得也比較順利。

　　中央特科從國民黨特務機關中拉出來的典型，是其中央調查科(中統的前身)駐滬特派員楊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時期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響，受命赴滬擔負特務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國民黨內繼續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對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來通過與楊認識的陳養山得知這一情況后，毅然決定將此人發展為反諜報關系。在三年的時間里，楊登瀛一直同陳賡、劉鼎接頭，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來交給中共特科。如從蘇聯回國準備任軍委領導的黃第洪(黃埔一期生)因喪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寫信給“校長”蔣介石“悔過”，并準備出賣周恩來和中央機關，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報來。中央查實后，派“紅隊”佯稱國民黨來人找其談話，用黃包車將黃第洪拉到一個僻靜處消滅。有些打入共產黨組織的內奸也因楊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實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當時，我黨打入國民黨內最重要的偵察渠道，就是于1929年進入中央調查科內部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周恩來后來將他們稱為黨的情報工作的“前三杰”。錢壯飛因精明能干被任用為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曾乘機用照相機翻拍了他深藏在內衣兜中的密碼本，使國民黨的絕密通訊大都能被破譯。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后，要求見面蔣介石，保證在三天內將中共領導機關一網打盡。這一電報拍到南京后先被錢壯飛譯出，使在上海的黨中央幾十處機關和數百工作人員能在敵特大搜捕前迅速轉移。在顧順章叛變的千鈞一發之際，打入敵特內部的“鐵三角”發揮了挽救黨中央的作用，卻也因自己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特科的大量情況被敵掌握。6月間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雖向敵屈服卻被蔣介石下令槍決。同年秋天，周恩來等領導人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共蘇區，中共在大城市的組織此后因缺乏保衛和偵察力量而連遭大破壞，特科組織也逐漸萎縮，臨時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轉移到贛南蘇區的瑞金。

　　●中央特科創始人周恩來強調：“紅隊”不許搞恐怖活動，除奸時防止肅反擴大化

　　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時，創建人周恩來便強調：“紅隊”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和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差政治斗爭的正確方向并脫離群眾。在中共地下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的期間即1928年至1930年，周恩來在領導特科進行除奸斗爭時，就一直對采用的手段有嚴格限制。

　　周恩來為黨內保衛工作創建的正確原則，在“左”傾路線統治全黨的上世紀30年代前期曾一度沒有得到堅持，從而在根據地和紅軍中出現了內部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偏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周恩來總結以往黨內保衛工作的成功經驗和慘痛教訓，特別強調了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黨內政治斗爭中不能殺人。抗日戰爭以后，毛澤東等領導人總結前一階段肅反的重大教訓，強調除奸工作必須置于黨組織的嚴格領導和群眾的監督之下，反對其神秘化和職權擴大化。這為解放戰爭時期制定正確的安全保衛工作原則奠定了重要基礎。我黨早期情偵保衛工作的成功經驗，在新中國的公安和國家安全工作中得到繼承，有力地保障了國家的發展和建設。

　　(作者徐焰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