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愛情：“竹”“梧”之戀別樣“紅”

　　在中國大地上，江姐這個名字大家耳熟能詳。她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各種酷刑而說出的“竹簽子是竹子做的，而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這振聾發聵的話語，被無數人們引為戰勝困難的座右銘。江姐鋼鐵般的意志讓人肅然起敬，而作為妻子、作為母親，她柔腸百結的情感故事，更是催人淚下。

　　組織決定讓他們假扮夫妻

　　1943年5月，在成都工作的江竹筠接到了組織給她的一項重要而特殊的任務：回重慶與中共重慶市委第一委員彭詠梧假扮夫妻，以掩護地下黨開展工作。

　　當時彭詠梧的公開身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級職員，但因沒有家眷，只能住在十幾個人的單身集體宿舍，這對開展地下活動非常不利。恰巧在這時，中央信托局剛修好職工宿舍，因此組織上決定彭詠梧以家屬要來的理由申請分房。作為業務骨干，彭詠梧的申請得到同意，他分到了一套住房。但是，彭詠梧要求把在云陽的妻子、孩子接來的請求卻沒有得到批準。

　　當時根據地下黨組織決定，彭詠梧從云陽、萬縣縣委書記的崗位上調到重慶。他到重慶不久，即經過組織同意，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叫她帶上兒子到重慶來。但是，因當時兒子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而妻子譚正倫借錢與人辦的一個家庭紡織作坊也剛剛開張，無法脫身，于是她回信給彭詠梧，希望過段時間再去重慶。

　　譚正倫的這封回信，卻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擔心和警惕。因為，當時重慶正處于白色恐怖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極大破壞和不堪設想的后果！

　　而彭詠梧來重慶時，地下黨重慶市委第二委員莫達在公開介紹彭詠梧時，說他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又在北平銀行當過職員，因此，如果他與云陽老家的通信被特務郵檢發現，那后果將不堪設想。所以，重慶市委第二委員莫達建議彭詠梧立即斷絕與下川東的一切聯絡，包括與妻子的通信。

　　而現在，正需要有家庭做掩護，彭詠梧提出把妻兒接來，本應是可以的，可考慮到彭詠梧的工作性質，特別是整風期間，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聯絡工作需要處理，一個普通的家庭不能起到幫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因此同志們提出，能夠掩護彭詠梧的，應該是穩健而有學識、能應付各種復雜環境、有斗爭經驗的黨內的女同志。

　　在人選的問題上，市委經過討論，選中了雖然年輕但卻有著豐富斗爭經驗的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出生在四川自貢一個貧苦家庭。8歲時，由于家鄉的一場特大旱災，江竹筠姐弟在母親帶領下，從自貢鄉下到重慶，投奔三舅李銘義。12歲時，接受三舅的安排，進入由慈善家劉子如和李銘義合辦的孤兒院小學讀書。

　　1936年秋，江竹筠小學畢業，考入南岸中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向來文靜不愛出風頭的江竹筠坐不住了。

　　暑期到了，她不再像過去那樣潛心幫助母親謀生，而是和同學們組織了歌詠隊、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演話劇，唱救亡歌曲，貼標語。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洗禮下，江竹筠迅速成長。

　　1939年春天，江竹筠讀高中。就在這年的夏天，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政治生命。

　　1941年，21歲的江竹筠完成了中華職校會計專業的學習，被地下黨組織安排到宋慶齡、鄧穎超領導的重慶婦女慰勞總會工作。

　　“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作出調整重慶地下黨組織、緊縮黨員數量的決定。她被川東特委指派擔任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負責單線聯系沙坪壩一些高校的黨員和新市區內的女黨員。

　　1942年下半年，江竹筠與她的上級區委書記魏興學接頭時，兩次發現有人監視，于是黨組織立即決定她轉移撤退。江竹筠離開慰勞總會，考入綦江鐵礦當會計。

　　1943年初，組織決定安排江竹筠到成都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合作社工作。

　　5月，江竹筠得到通知去執行特殊任務！

　　一種特殊情愫在他們心中悄悄滋生

　　對于彭詠梧來說，他與江竹筠雖未曾謀面，但卻是神交已久。

　　從1941年8月起，彭詠梧除全面負責市委工作外，還具體負責建立和領導重慶沙磁區、新市區一帶的地下黨組織和學生運動。

　　江竹筠是新市區區委委員，負責單線聯系的黨員正是在彭詠梧具體負責的這一地區，兩個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著。

　　江竹筠的上級魏興學向彭詠梧經常講到新市區女區委委員江竹筠，說她雖然年輕，卻穩重、干練，不僅把新市區的女黨員聯系得很成功，而且把沙坪壩一帶高校的工作領導得隱蔽且卓有成效。

　　可是沒想到，他和江竹筠的相見竟會是組織上給他安排的這樣一個十分尷尬的場面。

　　對于江竹筠來說，這份任務的困難絕不亞于組織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扮假夫妻確有很多具體問題。朝夕與一位男同志在同一間屋里共同生活，白天是一套，晚上是另一套，又要使旁人看不出是假的，這畢竟不是在舞臺上演戲，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萬一露了餡怎么辦？還有，假扮的時間有多久，要是時間長了，真的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怎么辦？

　　假扮夫妻的生活考驗著彭詠梧，也考驗著才23歲的姑娘江竹筠。剛開始時，她是那么不習慣。鄰居稱呼她“彭太太”時，她差一點忘了自己已“為人妻”，以為不是叫她。她立即警覺起來，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有強烈的掩護組織領導的責任感。

　　那時，彭詠梧有嚴重的肺病，工作擔子重，急需合理調配膳食。每當彭詠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蓮米湯送到他的桌上。

　　鄰居們發現，彭詠梧雖是白領階層，卻沒有當時那種成功男人們的大男子主義思想，他對江竹筠十分尊重和愛護，除了必要的應酬外，他總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幫著做一些家務。家里的重體力活，他總是搶著干。鄰居們經常看到他們手挽手，有說有笑地出去散步。

　　鄰居稱贊說：“這對年輕人真有教養，沒聽見吵半句嘴！”

　　為了使這假戲真做到位，江竹筠毅然決定把彭詠梧以她“丈夫”的身份介紹給自己所有的親朋好友。江竹筠還帶著彭詠梧去拜訪三舅李銘義，稍閑時還將親朋好友約到一起聚會。

　　她親熱地叫彭詠梧“四哥”，親友們也跟著她這么稱呼，而彭詠梧也親熱地稱她“竹”。人們都以為他倆是一對真夫妻，就連江竹筠的母親也一直以為彭詠梧就是自己的女婿。

　　在這個“家”里，她關起門來就能自由地閱讀黨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隨時得到彭四哥的指點，這樣的機會到哪里找呢？整風學習運動開始后，她一面幫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聯系實際扎實地學習整風文件。她總是不斷地向他的“假”丈夫、“真”領導虛心求教，彭詠梧也不厭其煩地向她說明解釋。

　　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著。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一種特殊的情愫在兩人身上悄悄地滋生，但是，誰都沒有捅破感情上的最后一層薄紙。

　　兩地分離，剪不斷、理還亂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摯友何理立一道去《新華日報》營業部買蘇聯小說《虹》，從報社出來，被特務跟蹤。她們發現后，想了很多辦法才甩掉了“尾巴”。

　　黨組織知道后，為了保障市委機關的安全，決定她倆先后轉移到成都，于是江竹筠離別了這個純潔無瑕、溫馨愜意而又充滿戲劇色彩的“小家庭”。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據組織安排，考入四川大學。當她靜下來，梳理著和彭詠梧的感情時，卻發現這份情感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這次分離，也讓彭詠梧產生了難以言說的失落感。

　　這種情感的折磨很快就結束了。當時組織上鑒于工作需要，批準她與彭詠梧正式結婚，組成正式的家庭！當得到這一喜訊時，江竹筠的內心里充滿了矛盾。

　　從內心里，她是那么地愛彭四哥，能夠與彭四哥結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期盼已久的。

　　但彭四哥已經有了妻兒，他的妻子——幺姐譚正倫又是一個那么賢淑、對他幫助那么大、付出那么多的好女人。雖然彭四哥也深愛著自己，但他是那么傳統，那么理智，能忍心拋棄糟糠之妻嗎？如果是這樣，她豈不是陷自己最愛的人于不義之中嗎？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慶，終于見到了分別半年的彭四哥，他倆都萬分激動。

　　這遲來的蜜月讓彭詠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倆的心中又都深藏著另一份復雜情感——對譚正倫深深的歉疚。

　　轉眼暑假就過去了。親歷了重慶人民慶祝抗戰勝利的狂歡盛況，帶著新婚蜜月的喜悅，1945年8月下旬，江竹筠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學繼續讀書。

　　在學校，江竹筠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學運中。這時，她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禮物，他們愛情的結晶也悄然來到了。

　　但當時不能通信，為了讓丈夫及早知道，她甚至步行幾十里路從成都九眼橋到金牛壩，將這一喜訊告知在四川省驛運管理處的好友何理立，希望她能有機會帶信給彭詠梧。但何理立此時已回重慶，不再到成都，只有好友王珍如。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王珍如。

　　懷孕后的江竹筠，克服了妊娠反應帶來的痛苦，一如既往地堅持學習和投身于學運之中。

　　這個寒假，江竹筠沒有返回重慶與丈夫彭詠梧團聚，而是留在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