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觸犯了《婚姻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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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朋友告訴我，關于魯迅的婚姻目前有一種新的看法，認為：無論怎樣說，事實上魯迅是犯了“重婚罪”。這種看法的意思是說無論你對于魯迅的評價如何，無論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他，都無法否認重婚這個事實。持這一觀點的論者無疑是依據(j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法治社會加強法制觀念，利用法律工具來評判是非，分析民事或刑事案例，這無疑是極為正確的。不過問題在于如何正確的使用法律工具，如何正確的運用法律思維，這卻是一個關鍵。如果運用的方法不對，思維的邏輯有問題，就勢必出現(xiàn)濫用，濫用的后果極其糟糕這也是絕對毋庸置疑的。這里就以魯迅婚姻這一件一百年前的民事案例(姑且就視為一個案例吧)，談一談自己的淺見。

　　我以為質疑者、問難者存在一個法律概念模糊不清的問題，起碼是對于法律的效力范圍及其時限認識不清。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由國家制定并依靠國家的力量保證其正常實施的，因此它所制定和體現(xiàn)的是制定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行為規(guī)范，它不可能超越它的國家和它的時代，它是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比如魯迅，他曾是清朝的臣民和民國的公民，從未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怎么可能命令他穿越時空去適應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律法呢？這道理就如關公無法戰(zhàn)秦瓊一樣簡單。中國近代本無《婚姻法》，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才有獨立的《婚姻法》，那么這個法律也只能規(guī)范新國家建立之后的婚姻家庭關系。任何法律都不能規(guī)定和追究法律制定、生效之前過去任何時代的事情；如果以今天正在實施的法律去衡量法律制定以前的事情或歷史人物的行為，這是不符合現(xiàn)代法學精神和法律學原理的。

　　即使是在今天，中國的法律也不一定通行于世界各國，就以“重婚”一條來說，它就不一定適應于某些宗教國家和不同風俗民族國家。

　　現(xiàn)代法律更不能判斷古代的事情，比如帝王將相的婚姻狀況，就從未見過任何一個法學家或史學家判定或指責他們觸犯了“重婚”的刑律，他們是絕不會采取這種“今為古用”的史學觀和法學態(tài)度的。

　　法律不僅不能“今為古用”，即使當代正在實施的法律也在不斷修訂，可見法律是具有社會時效性的。舉一個不遠的例子。1980年《婚姻法》里規(guī)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可是在50年代發(fā)表人口過剩論還將治罪的年代，如照今法論處，那么當時中國絕大數(shù)家庭都會被判定為是破壞計劃生育政策而受到法律追究的家庭。然而問難者須知，1980年版《婚姻法》的生效期非常明確：“第五十一條本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時宣布“1950年5月1日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廢止。”一個國家到了不同時期，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時代的變遷，法規(guī)也在不斷修訂、改進。50年代以人口眾多、早生貴子為榮，80年代則相反了，要防止人口爆炸，法定婚齡推遲了，并且制定了獨生子女政策，大力宣傳只生一個好。由此可見，8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人們只要遵守1950年的法規(guī)就是遵紀守法的公民，而決無理由要求當時的人們超前遵循80年代的修訂法。(至于法律糟踐踏的情形則是另一個問題，此處可不討論)

　　中國封建社會，包括近代，晚清和民國時期，家庭婚姻關系主要是由維護宗法家族制度的禮和全社會通行的習俗來調整，也就是禮和習俗是婚姻制度的“法律”基礎。如果任意拿現(xiàn)代法律條文去衡量封建禮制，無一不相抵觸。《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婚姻自由，在禮治時代則是大逆不道。在魯迅生活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個時代的婚姻原則，盡管后來魯迅被視為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但是他也翻不出社會時代的佛掌，逃脫不了命運對他的安排。因此，魯迅母親才能夠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大膽的“違反”在他們去世以后并已改朝換代之后才出現(xiàn)的婚姻法，并敢于“侵犯人權”，乘兒子即當事人在外求學的情況下包辦了他的婚事，與朱家訂親，并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催逼兒子從日本匆匆回國完婚。如果可以違背法律學的原理而根據(jù)中國最新婚姻法裁斷，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一章里明確規(guī)定：“第三條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見1980年制定頒布的《婚姻法》，2004年補充修訂本)那么我們看到的這個一百多年前的包辦婚姻即便按照今天的法律也是理應被禁止的無效婚姻。不僅婚姻無效，而且包辦婚姻的操持者應當負法律責任。這里引用最新婚姻法，并不意味著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法律才開始體現(xiàn)出人道主義精神，才開始人性化、現(xiàn)代化。1950年5月1日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就明確規(guī)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我們還可以追索到共產(chǎn)黨持政以前的法規(guī)，1931年12月1日，頒行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1934年4月8日進一步頒行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其中心內容是從法律上確定：實行婚姻自由，廢除包辦、強迫和買賣婚姻等一切封建主義婚姻制度。這是魯迅在世時共產(chǎn)黨蘇區(qū)政權訂立的關于婚姻家庭的法規(guī)。如果當時江西蘇區(qū)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博古堅持自己的建議，請魯迅到江西蘇區(qū)去做教育部長，假如魯迅竟然欣然奉命前往，毫無疑問，蘇區(qū)政府按照所定法律一定只會承認魯迅與許廣平自由戀愛結合的婚姻為合法婚姻，此前的封建包辦婚姻必定宣布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