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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是哪些“國”與“學”

　　仔細分析即可發現，此時所謂“國學”，是指中國作為現代國家所需之學。而真正的“國學”不應是中學、舊學，應是現代中國人處理私、公生活之學

　　本刊評論員/秋風

　　武漢大學近日對外宣布，國學博士點將于2009年正式招生。其實，這不是第一個。人民大學國學院從2006年起就號稱招收“國學”學生，包括博士，但是，學生畢業時，拿的卻是歷史、哲學等專業的學位。僅僅因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目錄中還沒有“國學”這一科目。

　　大學覺得自己有能力，卻不能頒發相應學位，這樣的情形，頗為吊詭。

　　這且不言。這則新聞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國學”兩個字。大學設立國學學位，是90年代初出現的“國學熱”升級換代的標志。當然，這輪國學熱已是現代中國第二次國學熱了，兩者似乎是有一定區別的。

　　國學是相對于“西學”而言的。從邏輯上說，甚至是先有西學，然后才有國學之說。晚清以前，中國士人生活于自己構想的“天下”中，不知有“西學”，也就不會說“國學”。文明盡在中國，只有中國有學，何以分中、西？

　　待到19世紀末，因為甲午戰敗，士大夫產生了文化危機感，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與日本。作為保守主義者，張之洞敏銳地感受到西方學術的壓力，作為一種反撥，他撰寫《勸學篇》，告誡士人和政府，應以“舊學為體，西學為用”。梁啟超后來將其改寫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廣為流傳。

　　不過，推測起來，“舊學”“中學”與“國學”，還是大為不同的。前者強調的是知識的地域性、時間性，西學是西方的、先進的，中學是中土固有的，不那么時髦。“國學”一詞凸顯了“國族”(nation)意識——筆者覺得“國族”比“民族”更貼切。應當說，“國學”概念的出現，晚于中學、舊學，它是在國人、尤其是精英知識分子具有十分清醒的文化國族意識之后才出現的。

　　這種意識的自覺當在現代學術體制建立之后。清末廢科舉，大學、研究所、學會之類的現代學術體制興起。它們帶來了現代學術，這種現代學術最初必然完全搬自西方。有識之士很快就意識到，自然科學因其客觀性、物質性而與國族、傳統無關，人文社會領域的學問卻不可能與國族脫節，因為這些學問皆關乎生活于具體文化、傳統、社會中的人。于是，在這個知識領域，“國”與“學”發生了特殊的關系。

　　看看先賢的議論。梁啟超闡述學術獨立之義，特別揭示一點：“凡一獨立國家，其學問皆有獨立之可能與必要。”陳寅恪曾說過一段很著名的話：“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張君勱也曾經在抗戰時期大聲疾呼中國學術的“自主性”。

　　仔細分析即可發現，此處所謂“國學”，是指中國作為現代國家所需之學。套用林肯的名言，此國學是發生于中國、由中國人所為、為中國富強繁榮之學。他們把國學視為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現代中國本來就具有現代性，“國學”自然不能是自我封閉之學。現代中國的學人置身開放的知識世界中，吸收外來之學，不忘中國原有知識傳統，面對中國問題，構造出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學問系統。這樣的“國學”并不只是一個理想，在三四十年代已大有成果。

　　以此為典范，再看今日的“國學”，其氣量或失之狹隘。如武漢大學國學博士點的研究方向為傳統的經、子、史、集。不論是僅以此為研究對象，還是僅使用傳統的研究方法，都過于封閉了。人稱國學大師的陳寅恪，充分運用了西洋的研究方法及西洋的知識。錢穆的歷史研究同樣受了西洋方法的影響，其著書體例即是西洋的。

　　當然，國學學位的設立或許有一定價值，因為，過去大半個世紀，中國學界、乃至普通人，對傳統中國的思想、學問視而不見。90年代以后，態度始有所改觀，然終究有些啟蒙余孽再三質疑。設立國學學位，培養一些學人仔細梳理、延續傳統中國的學問，自然有其價值。

　　不過，這樣的研究有一個危險，很容易把傳統中國的學問視為已經沒有生命力的死東西，把它們“博物館化”“冷凍化”。其實，真正的“國學”不應是中學、舊學，而應是現代中國人處理私、公生活之學。它同時包容舊學、西學。事實上，恐怕只有借助西學，方能喚醒舊學的生命，使之融入現代中國的精神氣氛與結構中。如張君勱先生所說，“以死后復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無；以死后復活之新生命，光輝其所固有”。今天，中國學者已不可能出西學而思考，中西兼用，若然，方有新國學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