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朱維錚談“文懷沙事件”背后的思考

　　近日，記者因報道“文懷沙事件”搜集資料并多方采訪，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無論是采訪對象還是普通大眾，很多人缺乏對“國學”和“大師”的常識性認識。于是，記者采訪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請他談談“國學”和“大師”的歷史淵源及對當下文化生態存在問題的看法。

　　2006年，70歲的朱維錚被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授予榮譽哲學博士學位。這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德國漢學家們稱贊他為“低調的大師”，而他說，大師不敢當，自己只是“中國史學的一名從業者”，大師需要時間的檢驗。

　　既然講歷史，沒有根據的話不要亂說

　　記者:您認識文懷沙嗎？對他了解多少？

　　朱維錚:不認識，但我見過他。1952年，我在無錫讀中學的時候，聽文懷沙念楚辭，當時他大概30來歲，到現在有57年，加起來80多歲，沒有他講的一百歲。那之后很久聽不到這個人。關于他的傳言在文學圈里一直有，說他進去(進監獄)是因為生活腐化。我想李輝說的那些話大概不錯。也沒有聽說他有寫過“反江青”的詩。

　　文懷沙主編的《四部文明》，沒看過不敢評判。編舊籍要有版本學、音韻學等很多方面的知識。我編過一些舊籍，我知道做主編如果不想掛空名，投入進去的話，要耗費很大的精力，有時候辨一個字都要花好幾天。現在亂掛主編名頭的事情很多。這些年，具體地講，我認為我們并沒有實現“實事求是”，尤其是在學術界。這樣下去，這種風氣還會持續。

　　記者:“文懷沙事件”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在他身上，有“國學大師”的稱號，這也再次引發人們對近年來持續的“國學熱”的關注。很多人發問:“國學”到底是什么？

　　朱維錚:中國有很復雜的傳統。很多東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國沒有“國學”一說，只有跟西學相對的中學，跟新學相對的舊學。“國學”和“國粹”的概念都來自日本。據我所知，“國學”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進的。最早被中國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啟超、章太炎給黃遵憲寫信，約他一起來辦《國學報》。黃遵憲指出中國沒有“國學”，原因之一是中日情況不一樣。中國人開始講“國粹”也是在1903年，出現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寫的《癸卯獄中自記》，意為自己擔負了弘揚漢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個叫宋恕的學者，看到“國粹”這個概念就批判，他說，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國糠是什么？既然講國粹，為什么不講國糠？這在當時有巨大的影響，后來章太炎就不講了。中國只有一個“國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國故論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顧傳統文化就叫“國故”。

　　一提到“國”，很多人把歷史上的“國”對等于大一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這個概念在古代是區域性的，與發展成現在的56個民族的版圖概念完全是兩回事。我們現在講“國學”首先要定義。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的所有學說都是國學，而不僅是孔子和儒學。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員，必須了解一點歷史。現在講“國學”，強大的輿論機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講。但它的內涵、外延是什么？歷史上一再爭論過的東西，現在也沒講清楚。你可以堅持你的觀點，但我仍然堅持一條:既然講歷史，沒有根據的話不要亂說。學術需要普及，但不要幫倒忙，這對年輕人影響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大師”最根本還是要時間來評判

　　記者:“文懷沙事件”除了再次引起人們對“國學熱”的關注外，對當下“大師”叢生的現象也提出了質疑。您怎么看待“大師熱”？當下有大師嗎？

　　朱維錚:首先，我承認歷史上有大師。第二，我們要知道大師在歷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師”一詞，初見于《周禮》，說是周代宮廷樂官長的職稱。據清代經學家考證，它即《論語》所述教孔子學音樂并體悟天人關系的盲人藝術家。但孔子死了，魯國衰亂，他們四散流亡異國，“大師”也成絕響。到了兩漢，濟南有個90多歲的老頭，能背《尚書》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著伏生念書，能識字、能教別人的都叫“大師”，至于教得怎樣是另一回事。漢武帝“獨尊儒術”，他的丞相公孫弘，又將五經博士變成候補文官的師傅，讀一經而應試，便可做官，祿利隨之。這時，“大師”是經官方認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爭。佛經翻譯家玄奘在《瑜珈師地論》中把佛祖翻譯成“大師”，當時影響很大。隨后，活著的高僧統統都叫“大師”。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稱“大師”，包括那些酒肉和尚。這就好比“博士”這個概念，漢朝通經的叫博士，是官職，宋之后這一稱謂就泛濫了，賣茶的叫茶博士，賣油的叫油博士。

　　“大師”回歸到比較嚴肅的地位，是在清代。漢學復興，民間經史學家按學問分等次，各學派的繼往開來人物，被公認為大師，才給這個徽號恢復了名譽。

　　看看現在尚在人世的“大師”們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還有故作謙退其實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稱“大師”？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尺度，“大師”原是指人文學科的主要人物，后來擴展到教育、科學、衛生等各領域。有兩種情況，第一，真正對某種學說有開風氣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領域取得卓越貢獻的。

　　“大師”的概念要有限定。全面考察其人品、學問、功業等方面，不全面的就要加以限定。比如，陳寅恪在各方面都很杰出，他特別強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學界影響很大；再比如，馬相伯，政治背景不談，但他創辦大學，進行教育改革，一輩子堅持“反對外來侵略”，至死還對抗日戰爭念念不忘。

　　現在大師滿天飛。我最討厭的就是自封，更奇怪的是政府封“大師”。政府官員的職責就是做好服務工作，封大師只會成為笑柄，會把大師毀掉。

　　對于目前有沒有真正的大師，我覺得沒有。雖然活著的“大師”很多，但都沒經過時間的考驗。以前有種說法叫做“蓋棺定論”，一個人去世了綜合起來論定。當然，不排除一個人活著有巨大的影響，可以叫“大師”。但最根本的還是要讓時間來評判。對有些人來說，還是用“蓋棺定論”比較好，讓時間來評判。

　　文懷沙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記者:您認為當前的文化生態中還有什么問題值得反思？

　　朱維錚:我們一直都在反思，可為什么反反復復又回到原點。現在的反思有哪一個是新的？比如關于“國學”的問題，清朝末年黃遵憲就有不同意見。而且現在的爭論也不像清朝末年那么深刻。“國學”變成了孔子學說，這完全是混說。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小傳統，各個小傳統中又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多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國那么大，民族那么多，傳統那么復雜，問題層出不窮是可以想見的。很奇怪的是，我們總是在重復過去。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百家爭鳴。

　　“文懷沙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漢武帝好長生術，有一個老神仙自稱有幾百多歲，死后一求證才60多歲。歷史上可以找出很多這樣的例子。這些問題繞來繞去，你能怎么辦？沒有學問，最基本的字眼都是錯的，還要被封為大師，你能怎么辦？我們只好說“文懷沙是個特例”，用以自嘲。說假話，借機鉆營，已成學界風氣。如果不改掉這種惡習，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學術自由。

　　現在確實有很多誘惑，有些人不擇手段地鉆營，這其中就有我的學生。我沒有能力改變別人，我能做到的只有一條:管好自己。教師是我的職業，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應有的學術道德和學術操守。

　　本報記者陳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