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海上花》所承載的真切而豐富的人性與人情內涵，強化著張愛玲對該書的興趣與好感，進而將其作為貫穿終生的精神旅伴。因為作家和她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以及其喜愛的文學作品的關系，從來就是若即若離，若有若無，柳暗花明，曲徑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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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多重緣故，大抵從上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作為作家的張愛玲便逐漸淡出了文學創作。此后，延續著她文學生涯甚至支撐著她精神天空的，主要是兩部中國古典小說，這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和韓子云的《海上花列傳》(又名《海上花》，張愛玲即慣用此名，因本文旨在發掘和梳理張愛玲與《海上花列傳》的精神牽連，故以下對該書的稱謂從張)。

　　對于張愛玲來說，《紅樓夢》和《海上花》都是她愛讀、熟讀，且從中獲得了人生真味和藝術營養的作品。以《紅樓夢》為例，作家早在八歲時就讀了該書，以后每隔三四年讀一次，直讀得魂牽夢縈，感同身受。她認為:《紅樓夢》和中國畫、中國瓷器一樣，是極好的國粹，具有“要一奉十”的魅力。她指出:《紅樓夢》“對小說的影響大到無法估計”，“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紅樓夢》未完乃人生一大憾事。她坦言:《紅樓夢》“在我是一切的源泉”，自己的創作“有時候套用《紅樓》的句法，借一點時代的氣氛”。正因為如此，作家在告別創作之后，情愿拿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考證和梳理《紅樓夢》的成書過程與原本風貌。正所謂“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

　　與《紅樓夢》相比，《海上花》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影響，無疑要小得多。對此，敏銳、駁雜如張愛玲自然心知肚明。這使得她在談論《海上花》時，一方面稱其為“最好的寫實的作品”，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它有些地方是故意學《紅樓夢》，但也只是學得“三分神似”。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張愛玲對《海上花》仍然表現出了不亞于《紅樓夢》的滿腔熱情和濃厚興趣。按照作家自己的說法，她十三四歲第一次看《海上花》，“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她向往《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魯迅對《海上花》的評價，后被胡適引用)的境界，并將此一境界設定為自己長篇創作的風格追求。她在寫給胡適的信里一再稱贊《海上花》的文學成就，表示自己將來愿意把該書譯成英文。而事實上，她在去日苦多的后半生也確實為《海上花》的普及與傳播，進行了鍥而不舍的努力:花費十多年時間，不僅完成了該書的英譯，而且針對它對白全用吳語，外人難以接受的情況，出版了其國語譯注本，其中包含的巨大難度以及克服這種難度所需付出的艱辛勞動，分明已經超過了作家的《紅樓夢》研究與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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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何以要對《海上花》這樣一部并非一流的古典小說心懷牽念，一往情深？我想，大凡熟悉張愛玲人生經歷和創作情況者，都會依據作家筆下披露的若干線索以及相關事實，做出一些有理有據的勾勒。譬如，張愛玲最初知道《海上花》是因為讀了胡適考證該書的文章，她由衷喜歡《海上花》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胡適提倡該書的影響。而在胡適面前，張愛玲不僅懷有知遇之恩，而且自云是“如對神明”，因此，在她對《海上花》的喜愛與推崇里，便很自然地融入了對胡適的信任與景仰。而她后來圍繞《海上花》所做的譯注工作，更是明顯包含著對已逝的胡適的追思與緬懷——盡管胡適并不贊成《海上花》的“官話”翻譯。關于這點，我們讀作家的散文《憶胡適之》，不難有充分而深切的感受。從這一意義講，是胡適誘發并強化了張愛玲的《海上花》情結。再如，張愛玲一向喜歡《紅樓夢》的細密真實，平淡無奇，著力表現普通的人間回聲，而《海上花》恰恰是沿著《紅樓夢》的傳統走下來的，并且把這種傳統發展到了極致。在這種情況下，張愛玲鐘情《海上花》，說到底是鐘情從《紅樓夢》到《海上花》所延續的中國古典小說曾有的重平實、反傳奇的藝術傳統。這當中由審美趣味所產生的欣賞與親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視。

　　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張愛玲與《海上花》的情感牽連亦如海明威所說的文學“冰山”，它的一部分展露在水面之上，我們透過作家的傳記材料、尤其是她作品的娓娓道來，就可以比較直觀并相對清晰地加以把握；而另一部分則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很多時候和很多問題上，張愛玲似乎不愿意直接明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常常將這一切有意或無意地浸透于形象和語言的目送手揮、注此寫彼之中，因而具有曲折隱晦、弦外生音的特點。她對《海上花》的態度恰恰可作如是觀。因此，我們要想從縱深處清理張愛玲和《海上花》的情感脈絡，還必須進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心路歷程，做一番小心翼翼的把脈和探照。張愛玲1952年離滬赴港后轉美。在32年的大陸生活中，作家雖有童稚時的短居天津和求學時的逗留香港，但絕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于是，這座充斥著異域文明和商業文化的東方大都市，這座大都市特有的林林總總的人情物態和形形色色的世相面影，便通過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進入了作家心靈，并最終構成了她終生依戀的精神故鄉與文化根脈。反映到創作上，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無論題旨、手法如何變幻，上海都是一種背景、一種情調、一種氛圍，一種永遠或隱或顯、或濃或淡的精神存在。有時小說的地點即使移至香港，也仍然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即為上海人寫香港傳奇。這種根深蒂固而又無所不在的上海情結，無疑也會影響到作家的閱讀趣味，使她無形中樂于透過文字鏡像來欣賞和品味大上海，這時，以白描手法寫活了近代上海的風情的《海上花》，便很自然地成為作家特別喜愛和推重的小說作品。如果說這種喜愛和推重在作家那里，最初只是一種緣于文化根脈的審美偏好，那么，隨著她的離開大陸和漂泊海外，就越來越演變成其魂牽海上的精神管道，直至化為其上海情結的重要寄托。作家晚年寫有題為《“嗄？”？》的隨筆，其中聯系《金瓶梅》《海上花》等小說用語，就吳語方言“嗄”字所做的考辨和玩味，足以傳遞出個中信息。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張愛玲先前曾打算將《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起譯成英文，但她后來的翻譯工作為什么可以放棄《醒世姻緣》，卻獨獨放不下《海上花》——要知道，她所從事的《海上花》的語言轉換，又何嘗不是她海上情愫的一種間接而持久的表達？也就明白了張愛玲為國語本《海上花》加注，為什么不像她所熟悉的金圣嘆評《水滸》那樣，著重做手法的闡釋和技巧的點撥，而偏要在生活細節的解說和語言意味的把玩上下功夫——這當中顯然包含著作家對海上文化的眷戀與牽念。是否可以這樣說，是張愛玲的上海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對《海上花》的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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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眾所知，問世于清光緒年間的《海上花》，是一部專寫妓家生活的小說。當時，類似作品在海上文壇屢見不鮮，相比之下，《海上花》的獨異和高超之處在于，它既無意于鋪陳香艷和刺激感官，也不熱衷于暴露黑暗和丑化人物，而是堅持將筆觸深入特定環境之中，著力進行人性的開發與展示。關于這點，盛贊《海上花》的胡適和魯迅并不曾深入涉及，倒是被張愛玲敏銳地捕捉到了。舊中國講究男女授受不親，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幾乎杜絕了產生愛情的一切可能。“戀愛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這臟亂的角落里還許有機會。再就只有《聊齋》中的狐鬼的狂想曲了。”在作家看來，人性與愛情幾乎無所不在。有時它以健全合理的形態出現，有時則難免陷入扭曲和尷尬。新文學作家站在呼喚社會進步的立場上，大力肯定健全合理的人性與愛情，但卻常常忽略了它更為復雜、多樣和微妙的情境，《海上花》在這方面自有補苴罅漏的功效。應當指出的是，張愛玲之所以能在一部寫妓女的小說中發現人性與愛情的存在，并加以詳盡準確的闡發，這除了得益于她長期以來對女性心理和命運的特別關注與深入思考之外，恐怕還有一個連她自己都未必完全意識到的原因，這就是:由胡蘭成帶來的情感挫折和內心傷痛使她反過來十分珍惜和向往人間真情，特別是珍惜和向往那些在原本無情處迸發出的真情火花，而《海上花》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情感載體。換句話說，正是《海上花》所承載的真切而豐富的人性與人情內涵，強化著張愛玲對該書的興趣與好感，進而將其作為貫穿終生的精神旅伴。筆者做出這樣的判斷，固然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據，但想到前些時有人從電影《色，戒》里易先生的無情看到了胡蘭成的影子，我還是愿意將這種推斷堅持到底。因為作家和她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以及其喜愛的文學作品的關系，從來就是若即若離，若有若無，柳暗花明，曲徑通幽，允許我們做合理的溝通與生發。

　　作者：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