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郭沫若與周樹人

　　70年前，當時上海灘四大公司之首的永安公司曾推出一份文化雜志《永安月刊》，該刊于1939年5月創刊，辦刊十年間大量刊載海上文人的文學作品，以及攝影、漫畫、美術等佳作，為文壇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史料。本文原載于1946年第九十期《永安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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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樹人(魯迅)逝世至今年的10月19日，是10周年了。在意料之中，到時必定有許多文友寫文章的來紀念他。不用說，恭維贊嘆的與批評的，兩方面自然都有。現在把林語堂、郭沫若和魯迅，來說一下。這樣，他們三人的關系怎樣，也可以知道一般。雖然人和人之間的好惡，不一定長久是如此，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三個人過去的有過什么關系，便知道當代文壇里有過這些轇轕而已。

　　說到林語堂與魯迅的關系，要是寫起文章來，起碼可寫一兩萬字。但是不特寫得麻煩與手酸，讀的恐怕也感到疲倦罷。今呢，只得撮其要來申述而已。

　　林語堂在北京時和魯迅的關系，據“林語堂自傳”(工爻譯)有說: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于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恒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之一個激烈的教授，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于后一派的。……”

　　當這兩派在北平大活動的時期，也是關于教育部與女子師范問題而發生論戰最劇烈之時，他倆在那時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自從民國15年3月18日臨時執政府門前鬧了“三一八”事件，住在北平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50多人即被通緝，林語堂、魯迅因在惡劣勢力壓迫之下，不能不悄然的先后脫離北京古城了。

　　林語堂回到故鄉(福建)，在廈門大學擔任文科主任，魯迅因著林氏的招約，也在廈大任教。二人職務上的關系，雖然比較以前來得密切，然而他們兩人的思想，始終是分流的。

　　他們兩人的不同之點在那里呢？

　　從林氏自作的聯子:“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便可以知道林是常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他自己要選擇一個——新的或舊的，故他自己曾說“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氏(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而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我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唐樂(前英國的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了解。”(見林語堂自傳)夫子自道，比較客觀評述，來得貼切。

　　魯迅在“華蓋集”續篇，有過這樣的自述:“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魯迅的寫作，對于舊社會的掊擊，封建營壘的精神文明的嘲笑，和林是兩樣。

　　魯迅的“阿Q正傳”，是在我國文學的歷史生命上傳留不朽，好似向舊社會間封建制度擲下一顆巨量炸彈。魯迅已經死了，但他的靈魂是永存的。而現在這個社會，每一個階層的角落里。卻仍舊現著無數阿Q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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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對于他自己的諷刺文學，也有自白，如:

　　“其實我在文學上的成功和發展成我自己風格完全是某某之賜。如果我們的民權并不被取締和限制，恐怕我將永不能成為一個文學家，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辟蹊徑以發表思想而不至直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勢不能不發展筆墨和權輿事情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者。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于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使不至流為虛聲奪人，空洞無物，而只是禮教云云的謬論。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在繩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中，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文學家了。”(工爻譯林語堂自傳)

　　林周兩人的人生觀不同，而寫作的取材與技巧自然也異。他的區別無論在隨筆、雜文、小說，各方面都是異常顯著，這是讀過他倆文章的人們都可以知道。

　　林的“瞬息京華”(MomentIn　Peking)，英文字數約25萬，若果譯成中文，就有50多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閑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書中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兒；二、園中的悲劇；三、秋日之歌。故事起源于1900年義和團之亂而至“八一三”上海抗日戰事開始，差不多有40年的事實，這可算是林語堂著述長篇小說的處女作品。在美國銷路之廣，實在驚人。與魯迅的“阿Q正傳”相較，各有不同。前者字數多，后者字數少，然而他的影響，也是各人不同。魯迅晚年沒有寫作小說，而林語堂卻相反，是在45歲以后，祖國又在遍地烽煙的時候，才在國外把自己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發表。由這一點來看，他們兩位文藝寫作的旅程是相異的。

　　寫到這里，我記憶林火所譯的一篇稿，有林語堂與魯迅二人作品的評述，也可以算是赤裸裸描寫他兩個人的個性，撮要如下:

　　“魯迅的作品里，帶著象征的性格，在表現上帶著晦澀的氣味。相反的，林語堂的作品則取通俗的形態，表現很平坦明白。魯迅拿著尖銳的刀子正對著現實，滿臉上掛著焦急的憂慮。林語堂則走進現實的圈里很清閑的看書。所以魯迅早早地故去，而林語堂則還很瀟灑地活著。

　　“魯迅好像受了俄國小說影響很深，林語堂似乎很得力于法國的小說。同時魯迅的主觀力很強，林語堂比較偏向客觀方面。

　　“魯迅的作品里充滿了忿怒，悲傷與絕望；林語堂則始終澹澹泊泊的。魯迅的小說的聲音是強壯而沉重的；林語堂的小說的聲音則無寧說是輕快，爽然。魯迅的作品，垂著淋漓的鮮血；林語堂的作品，則吐著靜靜的呼吸。”

　　“魯迅的作品是浪漫的；林語堂的作品非浪漫的。所以魯迅的作品是‘國民性’的，林語堂的作品是‘社會性’的。魯迅對于‘中國國家人’的意識很強，而林語堂則僅是‘中國人’的意識而已。”

　　他又指出他兩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相會的兩個人，一言以蔽之，“魯迅是個詩人，林語堂是個小說家。”的批評。

　　林火所譯批評話有許多是對的。然而他們兩個人個性是不同，因為所學的和對于社會觀人生觀的觀點也各不同，自然對于寫作，是截然兩途。固然不能使魯迅去學林語堂，同時也不能叫林語堂去學魯迅，古人所說“各有千秋”一句話，真是千古不磨的定論。

　　林語堂在國外所發表的三本著作，如“我國與我民”，“生活的藝術”，和“瞬息京華”，是三位一體的著作，雖然前者兩本是散文，后者是小說，然從思想上說來是一致的，這是凡是讀過這三本書的人，都能夠明白，用不著贅說。還有一本“啼笑皆非”，這是譏諷歐美的著作了。

　　拉雜的寫來，雖是片斷的敘述，可是他們兩人的思想和人生，也可以得到一個輪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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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逝世至今十年，郭沫若今年的11月16日，是56歲了，從事文藝寫作也已三十年。談到魯迅便聯想到魯迅的對頭創造社，因著創造社又要說到郭沫若來。雖然郭與周沒有一面之緣，周死后，郭也寫過文章發表感想。然而在過去的歷史上，他們是對頭冤家，這是不必為諱的。

　　魯迅在民國20年8月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一瞥”，記述下來，寄到日本某雜志發表。這篇演詞里，對于創造社，有些批判的話，這些話，不是恭維而是攻訐的，如云:

　　“后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尊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重翻譯的，是注重紹介被壓迫文學的。創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藝術，那末，看那為人生藝術文學研究會，自然就是多管閑事，不是有些俗氣，而且是以為無能。

　　……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面看來，是勝利的，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才子們心情的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幫助，勢力雄厚起來了。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譯著出版，這一來，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來作專論了。”

　　魯迅這些話，既把“新才子派”的帽子加在創造社上，可說嬉笑有甚于怒罵了。后來郭沫若在寫“創造十年”發端中，敘明因為讀了魯迅那篇“上海文藝一瞥”，才決心來做這部“十年”。那么，“創造十年”不啻是向魯迅反攻的戰具。“十年”的發端，大部分是與魯迅駁難的文字，針鋒相對魯迅的“上海文藝一瞥”，郭是怎樣說呢？

　　“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群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派。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愧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政陀勒爾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吧？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么罪過，無論在怎么社會里，天才是不能否認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我們魯迅也不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在‘辛辣的罵倒’上，其才尤其是天啦。就是‘重自我崇創作’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都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么‘專’！不信，請你去嘗試一下吧。只要有膽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于‘吶喊’，沒有搖旗吶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會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會恭維你是才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里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并且也重譯過不少東西啦。是的，那些東西，怕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

　　魯迅對創造社，和郭沫若眼中的魯迅，他們的斗氣，筆槍墨炮，也可以見到一斑了。

　　前幾年，在魯迅逝世的五周年紀念，郭沫若寫了一篇“總是不能忘記”，雖然沒有余憤未已的話，可是空泛泛地說些不切實邊的話罷了。今年魯迅的十年祭，聽說郭沫若也準備有感悼文章發表，可說是郭的新感想。但是林語堂呢，遠適異國，思想不同，環境又異，想不會有什么的應時感悼文章吧。

　　(《永安文叢》桂國強、余之/主編，文匯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作者：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