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我用了30年研究中國當代文學

　　“我應該感謝李白，他決定了我現在的存在。”顧彬用一口流利的漢語說，“那時很多人質疑我為什么學中文，他們想我將來一定找不到工作。他們是錯的。”

　　這是顧彬近年第七次來中國大陸。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國引起不小的反響。2008年11月14—15日，一場名為“漢學與國學之互動——以顧彬《中國文學史》為中心”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

　　主持人在介紹他——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著名漢學家——的時候，他沒有站起來。輪到他發言時，他說，“對不起，因為我剛才在做夢。”此前一天，他剛剛從香港轉道北京。時間再往前推，他在臺灣——在隨身攜帶的保溫杯內，有臺灣最著名的白酒金門高粱，他每天都要喝幾口。

　　原本學神學的顧彬，因為李白詩歌別樣的吸引力，而走上研究中國文學的道路。“我應該感謝李白，他決定了我現在的存在。”顧彬用一口流利的漢語說，“那時很多人質疑我為什么學中文，他們想我將來一定找不到工作。他們是錯的。”

　　研討會期間，記者對顧彬進行了獨家專訪。

　　“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不一定是文學水平”

　　記者：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仍然沒有中國作家獲獎。這在大家意料之中。

　　顧彬：我覺得一個作家不應該考慮獲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寫作。一個人寫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不一定是文學水平。不少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委員聽說某個作家是左派或曾經是左派，就經常進行爭執。他們覺得，應該就社會來看文學作品，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作為反映社會聲音的社會良心。

　　記者：你譯介和推薦中國當代文學的標準是什么？你說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詩歌是最好，可是詩歌在翻譯過程中可能失真的成分會更大。如果是古典詩歌，當然就更嚴重。

　　顧彬：對，你問得很好。我是一個保守的人，我的標準是歐洲1945年以前、中國1949年以前的標準。如果就中國來說的話，我的標準就是魯迅這類的人。不光是他，還有其他的人。

　　另外，你不要忘了，朦朧詩派這批人，他們都受到歐洲二三十年代朦朧詩派的影響。當時，中國朦朧詩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們的詩歌是第一流的。

　　記者：舒婷怎么樣？

　　顧彬：舒婷非常好。但是她現在根本不寫詩。她給我們留下了大概五六首非常好的詩。但是除了這五六首詩以外，她似乎沒給我們留下什么寶貴的東西。小說我的標準是魯迅，他的語言能力是非常高的，還有他的思想。當代作家基本沒有什么思想，他們的腦子是空的。

　　張愛玲、王蒙、丁玲

　　記者：你剛才提到魯迅的標準，和他同時代的張愛玲的作品，你如何評價？

　　顧彬：張愛玲非常好，那當然了。但是很麻煩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寫作，后來她自己翻譯成中文。她的譯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樣，區別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寫，所以她的這些小說應該屬于英語文學，不屬于中國文學。

　　記者：華人，但現在非中國籍，他們的作品算不算中國文學？

　　顧彬：對。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比方說，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該不該包括海外華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來在大陸但現在擁有了外國國籍的那些作家，他們還堅持中文寫作。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包括了這些從大陸出來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華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們，比如今天參會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張依蘋，她也用中文寫作，歐陽江河說她的文筆非常好，我應該介紹她么？她的作品屬于中國文學還是屬于馬來西亞文學？這個問題讓我頭疼，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現在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包括香港、臺灣、澳門、大陸的作家作品——我認為，大陸和臺灣應該統一，所以我把臺灣也寫入我的中國文學史里面。

　　記者：建國后，有些作家就不寫文學作品了。像沈從文。

　　顧彬：我對沈從文的評價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筆非常好。

　　記者：建國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說算是比較有名。

　　顧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國翻譯、介紹了不少。他1950年代寫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現在看，也是寫得特別好。

　　記者：丁玲的作品呢？

　　顧彬：丁玲上世紀40年代寫的作品，我們不談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從內容來看，還是豐富的。我翻譯、介紹了不少她的作品。

　　“我家里有當代中國文學的檔案”

　　記者：你覺得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

　　顧彬：如果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的詩人多屬于世界詩人。他們的語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這也是他們為什么在德國特別受歡迎的原因。你們的重要的詩人在德國都有出版自己的書。但是，你們的散文家、小說家和話劇家則不一定。中國小說家的小說，從德國來看屬于通俗文學，所以真正的德國文人、知識分子、教授們，他們都不會看中國當代小說家的小說。

　　說到中國文學的地位問題，無論是德國還是中國，文學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狹隘的。往往提到文學只談小說，文學好像已經不包括詩歌，詩人都在社會的邊緣。也可能，中國當代詩人的讀者大部分都在德國，也可能是在我們德國反而能重視你們的詩，你們卻沒辦法重視自己的詩。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如果單從小說來說，是很成問題的，但是我應該加一句話，我只能代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不能夠代表中國外的其他國家的立場。

　　記者：你就能代表德國了么？在德國內部，對中國文學的評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場？

　　顧彬：很可惜，不是你說的這樣。我原來希望，我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是錯的。但德國報紙發表了我在中國說的相關話之后，無論是哪一個漢學家、無論是哪一個學者、無論是哪一個文人，不僅說我說得有道理，而且他們比我還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他們跟中國部分非常有名的學者一樣，認為我研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在進行一種斗爭。一方面我應該告訴德國學者、文人，我為什么要做這么一個工作。同時，跟中國知識分子在一起，我應該為我自己辯護，我為什么這么做？批判我的人還沒有考慮到這個，這是一個雙面的斗爭。

　　記者：什么動力支持你一直這么做？

　　顧彬：就是有這么一個精神。我的個人精神是，我不會放棄什么。

　　1974年那次來中國以后，我開始注意到中國當代文學，以后我一直從事研究和譯介的工作，在歐洲，恐怕也包括在美國，都沒有一個人花這么長時間——三十多年，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我這樣說是客觀的，我不會吹牛。我的意思是說，我已經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如果我停止的話，太遺憾，因為我家里有當代中國文學的檔案，里面有好多好多寶貴的東西，以后我都會給北京現當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