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博導王富仁 講述五四運動關鍵詞

　　“五四”精神依舊很新鮮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五四”這場由有識知識分子掀起的文化思想運動引發了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系列轉折和變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并沒有過時，它依然新鮮。”3月7日，在何香凝美術館“人文之聲”講座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富仁用歷史反觀現實，闡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鍵詞”。他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不僅有從國家要求層面上的“科學”和“民主”，還有屬于老百姓訴求的“自由”與“平等”，這四個關鍵詞成為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方向。

　　科學在中國近現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科學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們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民主也一樣，民主制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它必須有內涵，它有兩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這個社會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與人的觀念上我們是平等的。

　　——王富仁

　　30年一個文化周期

　　“任何一個時代的人，當思考自己的時候，必須借助于歷史和歷史的思考，我們借助歷史看清現實。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我們需要的是紀念，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歷史中去反觀我們自身。”王富仁說。

　　今年是2009年，向前推30年是1979年，正是我們這個歷史時期的開端，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再向前到1949年，我們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再向前推30年就到了1919年，正是發生“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社會的轉折。到1889年，是洋務運動時代，是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時代，當時活躍著的是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他們要“富國強兵”，抵御西方侵略。再向前推30年，就是1859年，是中國由古代向現代的社會轉換時期，是和西方帝國主義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

　　他認為，鴉片戰爭后的這段歷史，中國社會是30年一個文化周期。

　　發現被遺忘的愿望

　　那么，目前我們所處的周期實現了什么目標？王富仁說，實際上，我們的理想與當時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的理想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中國再也不是一個落后和挨打的國家了。這樣的情況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有很明顯的體現，西方看到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穩固，中國不是一個弱國。

　　100年來的奮斗追求，我們實現了強國的愿望。除此之外，王富仁認為，我們還需要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運動，通過“五四”審視我們埋藏在心底的一些思想和愿望：“科學、民主、自由、平等”。

　　“洋務運動”敗在脫離群眾

　　王富仁首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歷史背景。向西方尋求真理從“洋務運動”開始。“洋務運動”慘敗的原因，首先因為它是在當時貧窮的封建中國背景下產生的。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的清朝官僚脫離人民，他們的富國強兵的計劃是依靠更嚴重剝奪中下層人民群眾的利益，以加強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為代價的。

　　所以，“洋務運動”在發展現代社會過程中，社會矛盾不斷加深，“洋務運動”因此無法獲取自己力量，這是失敗的根本原因。

　　“維新變法”失在腐敗的體制

　　“洋務運動”后是“維新變法”，“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是依靠了當政的官僚，而當時清朝的官僚體系是一個腐敗的體系，他們關心的不是這個國家的前途命運，而是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康梁的改良自然受到排斥。

　　維新運動獲得了皇帝的支持。但歷史的經驗必須注意，康有為、梁啟超為什么要找皇帝支持他，就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是沒有權力的，但是反過來說，光緒皇帝為什么要支持康有為、梁啟超來搞改良，因為他自己也沒有權力，他不依靠這幾個知識分子就沒法實現反奪權的目的。這樣導致運動的結果就是0+0=0。

　　“五四”是社會思想的運動

　　有人直接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等同于學生運動。為此，王富仁提出有幾個概念必須分清。“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新文化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以“新文學運動”作用最大，中間還有語言運動——“白話文運動”。

　　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是巴黎和會上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引起了愛國青年學生上街游行，他們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學生罷課、市民罷市、工人罷工，成為一個群眾運動，是社會性的表現運動。但是這個運動背后有思想文化基礎。“五四”新文化運是一個社會思想的運動。假如學生運動沒有思想原則作為支持，這個群眾運動也不會導致合理性的結果。“五四”青年學生運動，之所以在文化上有更重要的意義，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思想做基礎，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

　　平民知識分子的訴求

　　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知識分子，通過《新青年》這個刊物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這些大學的教授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知道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樣子。

　　王富仁分析說，中國的傳統思想中，知識分子是做官的，要忠于皇帝的。但是當遇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籌莫展，但中國知識分子還在拿著自己的地位來傲視一般的民眾。“五四”這一批知識分子是一些平民知識分子，盡管這些知識分子也是生活得挺好的。但是，這批人已經不是統治者的奴才，不是為統治者涂脂抹粉的，他要說出中華民族、中國人自身的愿望和追求。

　　民主科學體現國家要求

　　“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個口號：民主和科學。這就是歷史上被大家所認識的。陳獨秀寫了一篇答辯的文章《新青年答辯書》，提到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毛澤東上世紀40年代寫了一個《新民主主義論》，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有兩大旗幟是民主、科學。這樣的說法一直延續至今。

　　王富仁指出，民主、科學在任何時候都帶有很強烈的國家主義的性質，恰恰體現的是整個現代國家的要求，這個要求總是被三部分人更順利地接受，一個是政治家，一個是精英知識分子，一個是富豪階級。

　　說到民主，王富仁認為，民主制度并不是從口里講出來的，而是從人們要求自由平等權利的反抗和斗爭中造成的。

　　在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僅僅有科學，就會推到科學主義的高度，這是人類社會非常可怕的一條道路。王富仁舉例說，我們這30年，經濟發展了，但是要防止極至的科學主義觀念。魯迅在上世紀30年代就寫過文章，說：“外國的電是用來照明的，中國的電是用來拷問犯人的”，當電成為照明的時候，這是有益于人民的。當這個電來進行審問犯人的時候，這是對人的殘害。

　　平等自由是人文基礎

　　因此，王富仁表示，科學在中國近現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學這單一名詞，構不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性文化，科學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們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他說，民主也一樣，民主制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它必須有內涵，它有兩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這個社會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與人的觀念上我們是平等的。

　　王富仁因此總結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僅僅用民主和科學無法完全概括其意義。民主與科學的人文思想基礎正是平等和自由。

　　對平民知識分子和老百姓來說，需要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重要概念，但卻是很長一段時間被忽略了。陳獨秀、李大釗走上革命道路，胡適、胡風進入了學院派做學術研究，而魯迅則開始用文學作品思考人生，警醒世人。

　　平等自由是人民群眾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們就可以承擔困難，來追求我們的幸福。堅持了人自由平等，才有正當的法制，社會才會趨向于民主，整個社會才能更加趨向于科學的方向發展。

　　人物簡介

　　王富仁

　　1941年生，山東高唐人，198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汕頭大學終身教授，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魯迅研究協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研究，著有《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中國現代文化指掌圖》等論文集多部。當前，王教授重點研究“新國學”，致力于編纂《新國學研究》季刊。

　　王富仁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提出“回到人間魯迅”的主張，徹底改變了“文革”以前中國魯學研究的道路，得到學術界的廣泛承認。

　　晶報記者 鄧妍/文 首席記者 軒慧/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