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中國應從“五四”出發(fā)

　　王富仁教授是個生活簡樸苦研學術的人。他是建國以后第一位文學博士，他曾在6年前被汕頭大學以200萬元重金聘任引起了教育界的震動。近年，他致力于研究“新國學”，提倡打通古今中外，將中國學術研究作為一個學術整體的理念，也引起了眾議。

　　在講座后，記者采訪了王富仁，他用生動的語言講“五四”、講魯迅、講新國學。在他看來，“五四”對現(xiàn)代的最大啟示就是對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的追求，現(xiàn)代中國應從“五四”出發(fā)。

　　關于新文化：三個派系共存發(fā)展

　　晶報：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自身發(fā)生了分化，出現(xiàn)了三個派系：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學院派文化，還有完全不同于上述兩個派系的以周氏兄弟所代表的文化。這三個派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又有怎樣的不同？是否有主次階段？

　　現(xiàn)代中國應從“五四”出發(fā)

　　王富仁：是的，首先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派繼續(xù)走革命道路，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救中國之路。而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肩負反帝反封的歷史任務，最終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權利。以胡適為代表的學院派提倡“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走進了書齋，潛心于中國文化研究，他們構建起來了中國的學術系統(tǒng)。而以魯迅為代表的派系則是站在人生高度上思考人生，做人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是他終生所追求的。魯迅既是現(xiàn)代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又是現(xiàn)代小說的經典作家，他用文學來療救中國社會。

　　三個派系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傳統(tǒng)，它們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學院派風氣正盛的時候，就會是重理性方法而輕人文素養(yǎng)。魯迅的局限性在于自身的身份，他是個文學家，沒有政治家的權力，魯迅曾對許廣平說過自己是“革不了命”的，“我怎么忍心把人打死或叫人去打死人，他后面還有一家子呢”。這三個派別需要的是互補共存發(fā)展，缺少其中哪一派都不行。

　　關于魯迅：終生追求獨立的人格尊嚴

　　晶報：您提出“回到人間魯迅”的主張。但是在大眾的解讀中，人們會用現(xiàn)代的觀念來解讀魯迅。比如有人會認為阿Q并不懦弱，他很樂觀；孔乙己成為了現(xiàn)代文化的時尚符號等等。這些是不是誤讀？

　　王富仁：是的。社會文化有形無形地影響了一代人的成長，社會的價值觀念隨之發(fā)生變化。有些小年青會認為：阿Q活得比魯迅還輕松。阿Q實際上是一個沒有獨立意識的人，他安于平庸。將要被殺了他還沒有意識，找不到自己的尊嚴。他既不是樂觀，也不是悲觀，而是麻木不仁。人活著是必須有獨立的思想，就是魯迅所說的“立人”。

　　在新文化運動伊始，魯迅寫就的《狂人日記》這樣描述說：“中國古代文化史里滿本上寫著‘仁義道德’，我看了半夜，才在字縫當中看出兩個字：‘吃人’。”他認為，中國千百年來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吃掉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魯迅所提出的“人”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魯迅對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就是魯迅作為精神的象征、精神的符號，給我們樹立了新的“人”的形象。

　　晶報：現(xiàn)在我們來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在

　　今天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

　　王富仁：當今社會，我們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人”的問題，正是成為一個擁有獨立思想和意識的人的問題。說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怎么值得我們學習，我就在課堂上舉李大釗的例子。李大釗當時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月薪360塊現(xiàn)大洋，而他只需用6塊大洋就能養(yǎng)家糊口，這說明了他的生活是可以過得很安逸的，但他還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直至被殺也不悔，這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的體現(xiàn)。

　　文化的禁錮導致整個文化的衰落。知識分子想成名，就要站出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知道自己現(xiàn)在扮演的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角色。假若連自己扮演的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也不知道，在別人眼里，我們就顯得有些滑稽了。魯迅說過一句話非常重要，“其實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別人更留情面”。這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當我們在思考歷史的問題時必須伴隨著對自我的反思。

　　關于儒學：在“五四”新傳統(tǒng)上發(fā)揮作用

    晶報：您說到，現(xiàn)代中國從“五四”出發(fā)，而不是從孔子出發(fā)。如何理解這句話？

　　王富仁：這并不是否定孔子。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要體系，孔子在中華文化的存在、語言發(fā)展等方面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是個圣人。但是從“五四”出發(fā)是現(xiàn)代社會的要求。我們應該在堅持發(fā)展五四新的傳統(tǒng)基礎之上，來吸收孔子的豐富思想，來充實我們自己。

　　孔子所提出的社會結構模式是依據家庭關系和政治關系來區(qū)分的。在政治關系中忠于皇帝的，在家庭中孝為大。這些說法都有合理性。但是現(xiàn)代社會有現(xiàn)代社會的結構模式，面臨的不是一個小家庭內部的問題，我們已經在很龐大復雜的社會中。在這個社會中，還讓我們像對待皇帝一樣對待上級，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公司經理，我們老百姓就難了。所以，應該把儒家文化納入現(xiàn)代文化中去發(fā)揮它的作用。

　　晶報：記得在一次講座中，您把孔子與魯迅進行對比來講，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孔子與魯迅之間有共同點嗎？

　　王富仁：他們關心的都是“人”。孔子培養(yǎng)人，提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的觀點。魯迅所倡導的自由平等，正是關心個體在這個社會中怎樣生活得獨立、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幸福的問題。那么，魯迅為何還會反對孔子呢？這正像愛因斯坦會去質疑牛頓的物理學觀點一樣，他們不是反叛，而是更相通，是對前人的繼承和發(fā)展。

　　關于“新國學”：倡導中華文化的整體觀念

　　晶報：您倡導“新國學”，提出中西文化合并成一個獨立的中華文化整體概念。無論是研究李白，還是賈平凹，甚至是研究莎士比亞，都屬于新國學。這是否可以理解成一種研究的方法？

　　王富仁：學界出現(xiàn)這樣一個現(xiàn)象：把五四以后的文化不包括在國學當中。那么，北島、艾青不是國學，那是什么學呢？因此，我們主張的是國學的范圍應該擴大。

　　“新國學”就是適應當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需要提出來的，它視中國文化為一個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xiàn)當代學術在內的中國學術的總稱。因為“新國學”倡導中華文化的整體觀念，說胡適很行，同樣也不否認魯迅的偉大，各種文化的對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個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現(xiàn)在多數學術都是壓制別人的，先把別人壓低再把自己抬高，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弊病之一。而“新國學”強調的就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誰也缺少不了誰。“新國學”還是一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一個人既可以喜歡陶淵明、李白，也可以喜歡魯迅、沈從文，承認各個學科的價值，有助于我們吸收豐富的知識，同時能夠充分發(fā)揮每個人多方面的文化潛力。

　　晶報：“新國學”正是“五四”中“平等”概念的體現(xiàn)吧？

　　王富仁：是的。過去是簡單地否定古代文化，現(xiàn)在是又變成是簡單地否定現(xiàn)代文化。然而，平等意識才能是正常學術的規(guī)范。無論研究什么，首先是平等的，學術的爭論也有平等的意識和規(guī)范。這樣才可能形成活的學術整體。

　　晶報記者 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