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自1949年逃往臺灣后，始終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夢想，而他也知道，任何反攻大陸的企圖，都不能沒有美國的支持。為此，蔣介石不失時機，不擇手段，一次次向美國兜售各種形式的反攻計劃。約翰遜執政后，不斷升級對越南的戰爭，蔣介石認為有機可乘，遂向美國提出了反攻大陸的GT-5計劃。

　　蔣介石向萊特和臘斯克發出試探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一直十分關注大陸的政治、經濟動態，一有風吹草動，便在臺灣掀起反攻大陸的浪潮。上世紀60年代初，由于大陸連續3年遭受自然災害及“大躍進”和反右傾斗爭的失誤，加之蘇聯“老大哥”的背信棄義和中印邊境沖突，這一連串的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使國民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對此，蔣介石仿佛看到了“光復大陸”的星星之火，再次萌發了他那快要熄滅的夢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助我也，光復大陸的時機到了！

　　于是，蔣介石幾次親自出馬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調集得力干將，布置制定了龐大周密的“旭光作戰計劃”。為實現這一計劃，臺灣當局大量購進了新式武器。與此同時，蔣介石還迫不及待地向美國發起輿論攻勢，希望獲得響應和支持，但美國政府出于各種原因，沒有明確表態，這令蔣介石十分不快。

　　肯尼迪總統遇刺后，約翰遜執政，蔣介石便又蠢蠢欲動。此時美國正發動侵越戰爭，蔣介石想借助這場戰爭，把美國也拖入兩岸沖突中來。為此，臺灣不斷向美國施壓，要求新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未來”表示支持。

　　1963年9月，中法建交不久，蔣介石召見美國“駐臺大使”萊特。他對萊特提出加強美蔣在東亞包括越南合作的三種方案：第一，由美、臺、南越、南韓四方締結軍事同盟；第二，由臺灣和南韓、南越締結“三國軍事同盟”，由美國提供海空軍援助；第三，由臺灣和南越、南韓分別締結雙邊同盟，而由美國提供同樣的軍事援助。蔣介石的上述提議可謂用心良苦，都通過將臺灣和越南綁在一起，促使美國支持他反攻大陸的圖謀。

　　美國當然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了如指掌，對臺灣反攻大陸的軍事能力也有清醒地評估。雖然約翰遜政府視越南問題為美國亞太戰略的當務之急，但他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的介入程度。美國極力想避免與中國在越南戰場公開交戰，也并不想因臺海再起波浪而被拖了進去。所以約翰遜將美國對臺灣短期目標定為“確保臺灣海峽局勢平穩”，將中長期目標定為“在未來的十年中，使臺灣與中國大陸出現最大限度的分離”。

　　為使蔣介石接受美國的兩岸政策，并對蔣進行“安撫”，國務卿臘斯克受約翰遜委派，于1964年4月訪問了臺灣。蔣介石卻將臘斯克的訪臺視為說服美國支持他反攻大陸的良機。4月16日，他接見臘斯克并與之舉行會談。會談中，蔣介石反復強調，中共政權已“內外交困”，目前正是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最好時機，希望美國政府能從實際利益出發，支持臺灣對大陸加強軍事、經濟、政治和心理壓力。與此同時，蔣介石向臘斯克遞交了一份英文本的《美臺協作對中共實施壓力》的計劃書。蔣介石“創造性”地提出，反攻大陸的機會只能靠創造而不能靠等待。為了創造機會，可以考慮在大陸的一些省份，如緊靠越南、老撾、泰國、緬甸甚至印度的西南省份先發動常規戰爭，這樣的行動，既十分有效，也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風險。

　　然而，臘斯克委婉地擋回了蔣介石這一“創造性”的提議。他認為，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全力支持，臺灣方面在軍事上是決不可能在大陸站住腳的。而一旦美國介入，就不可能不動用軍隊，甚至動用核武器，赫魯曉夫也不會袖手旁觀了。這樣，整個北半球將難免再次陷入戰爭之中。

　　臺灣的這些動作引起了大陸的高度警惕：軍事上，中央軍委下令全軍進行緊急備戰；外交上，中央政府進行了不懈努力，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就與美國大使卡伯特在華沙舉行會談，警告了美國。卡伯特當場表示：“在目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如果蔣介石硬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后來，肯尼迪也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國民黨軍如果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那等于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