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了好一陣子的“獸首事件”讓蔡銘超飽受爭議。顯然是受到了這種輿論的影響，蔡銘超近日在接受楊瀾專訪時表示：好像突然間有種很猥瑣的感覺，包括見到北京的一些同行，感覺自己好像做小偷一樣，心里很不舒服(3月16日《揚子晚報》)。

　　如果說，國人當初圍繞獸首拍賣“上綱上線”，賦予獸首太多民族尊嚴的意義，這種過度反應有失偏頗并非理性的話，那么現在，輿論揪住蔡銘超不放，并將其上升到“影響中國人誠信形象”的高度，性質并無不同。拋開“獸首事件”所有的復雜背景，單就蔡銘超的行為本身看，確實是失信，但也確實只是他的個人行為。一個個人行為就能動搖一些人心里整體“國民誠信形象”的根基，這種現象很值得做一些文化學的思考。

　　翻開5000年文明史，從“曾子殺豬教子”到“季布一諾千金”，一個個誠信美談證明了這一點。但中國人的誠信，更多的是靠道德的約束來實現的：自身的道德修養，以及外界的道德環境和壓力，這在費孝通先生關于封建“鄉村社會”的特點中已有論述。這樣的“誠信形象”，由于是靠社會的個體誠信來樹立并維系的，任何一個個體的言行都會對整體形象產生很大的影響，整體社會的誠信就容易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

　　現代社會的誠信，則更注重運用制度約束來實現，個體失信并不會對社會整體誠信構成太大影響，制度不完善或不被遵守，才是人們最擔心的誠信問題。比如當前，社會信用體系建立最完善的美國，它包括嚴密的個人信用檔案登記制度、規范的個人信用評估機制、健全的信用法律體系等，這就是為什么即便看到麥道夫詐騙500億美元，美國人也不擔心“國家誠信形象”受損，因為詐騙只是麥道夫個人失信，國家的信用體系仍處于正常狀態并不斷被完善。

　　過于倚賴道德約束的“中國式誠信”顯然已難以適應現代社會，建立理性的信用制度約束勢在必行。雖然，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就開始了信用制度領域的探索，2003年，國務院甚至還提出5年內基本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目標，但回過頭來看，這一領域的建設一直是蝸牛速度，并多次“食言”，實在難以令人滿意。“獸首事件”再次表明，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擺脫“中國式誠信”的羈絆，構筑科學理性的現代信用體系仍任重而道遠。

　　(河南 郭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