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嚴歌苓的最新力作《寄居者》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小說以一個離奇的愛情故事為核心，再現(xiàn)了抗戰(zhàn)時期小人物的命運。15日，嚴歌苓接受采訪時說，《寄居者》的故事原型來自柏林墻一個展覽館里的故事。嚴歌苓稱，她在美國居住多年，對寄居者有著身份認同危機感，算是與《寄居者》的主人公May同病相憐。

　　>>故事

　　小說原型來自柏林墻

　　《寄居者》的故事發(fā)生在抗戰(zhàn)期間的上海。1939年，女主人公May愛上了一名剛剛逃到中國的猶太男子彼得。約瑟夫·梅辛格的“終極解決方案”就要實施，為了讓愛人去美國，May臨時抓了個救星——一位美國青年做自己的情人。最后，May用彼得的錢贖救了情人，用情人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同時，她以毀掉對愛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實現(xiàn)了愛情。

　　嚴歌苓透露，《寄居者》的故事原型來自柏林墻。1993年，嚴歌苓和先生去柏林旅游，發(fā)現(xiàn)柏林墻一個展覽館里“陳列”著很多故事。“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小伙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guān)。”嚴歌苓說，她借用了這個故事來作《寄居者》串聯(lián)的大背景，只是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1937年，納粹開始迫害、驅(qū)趕猶太人的時候，很多猶太人逃到了上海。“當時，上海是唯一對他們敞開的海港，先后接納了3萬多猶太人。”嚴歌苓說，“這些猶太人在上海淪陷前后的生活，斯皮爾伯格的一部電影表現(xiàn)過，但他側(cè)重的不是中國人與中國事件的關(guān)系。”有讀者將《寄居者》稱為“上海版辛德勒名單”，嚴歌苓不置可否：“我尊重讀者的理解，隨大家去做評論。”

　　>>創(chuàng)作

　　研究猶太人在上海

　　《寄居者》的故事可謂復(fù)雜曲折，有讀者懷疑故事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太多的偶然導(dǎo)致不真實。對此，嚴歌苓說：“這部小說的戲劇架構(gòu)取自真實的故事，極致的環(huán)境使人發(fā)生極端的行為。我的小說故事都是聽來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也許我們當代人沒有機會體驗這一點，也比較缺乏想象力。但在我看來凡人瑣事都可以是小說題材，大幅度跌宕也有權(quán)利作為小說的題材。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刻意去找戲劇性與刻意避開戲劇性一樣，都沒有必要。”

　　《寄居者》寫的是1939年的上海。談及對當時上海的社會環(huán)境、城市風情的把握，嚴歌苓說，為寫《寄居者》她讀了10多本書，“在美國圖書館里所能找到的有關(guān)當時猶太人在上海的書籍我都讀了。同時，我也從老一代人那里了解了一些細節(jié)，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縫店，什么舞廳，什么牌子的風衣大衣等。”她表示，做史料研究是小說家的日常工作，“我總是在為下一部或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寫的作品查資料、做采訪。一部這樣的小說需要的準備時間往往是幾年。”

　　>>人物May身上有我的影子

　　對于《寄居者》中May

　　這一角色，嚴歌苓說，May是一個知識女性，新女性。獨立自主，敢愛敢恨，有時頑皮，屬于行動派。“在我近些年的小說里，她是最年輕、閱歷卻非常豐富的知識女性，雖然只有20歲出頭，但已經(jīng)有一點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里面，每一個女主人公都有一丁點兒我的影子，至少有一些我的閃念，比如說她們都比較勤勞，因為我就閑不住，精力旺盛，不寫進去一點兒自己，似乎缺乏參照，不好寫。”

　　從《小姨多鶴》開始，嚴歌苓似乎有意將小說中人物的國籍范圍放大到全球，《寄居者》中不但有日本人還有猶太人。對此，嚴歌苓解釋說，這樣創(chuàng)作只是出于作品需要的考慮。“假如你寫?yīng)q太人在二戰(zhàn)時被迫害，流亡上海，肯定不可能不寫日本人吧？這個故事寫的就是特定時間的特定故事，寫的是上海作為世界冒險家樂園、作為世界難民避難所的時代。”

　　>>主題

　　以寄居者處境自況

　　據(jù)嚴歌苓介紹，創(chuàng)作這篇小說是緣于她之前應(yīng)邀寫一個電影劇本。“投資人來找我，也是聽說我從上世紀末就在讀有關(guān)猶太難民在上海的資料。后來我決定寫一部小說，因為我對寄居者的生存狀態(tài)太能感同身受了。寫劇本會撇下我的很多思考。”

　　嚴歌苓說，她和《寄居者》中的女主人公May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認同危機感，盡管在寄居國生活多年也不能改變寄居者心態(tài)——那種邊緣的，永遠也不可能變成主流的感覺。因此，她寫這部小說頗有些以May自況的意思。

　　“我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寄居者的心態(tài)依然，因為無論怎樣，對于西方文化，我都是半路出家學習的。我認識到自身和美國社會存在不可融入性，想拼命融入別人的文化主流是徒勞的，也是痛苦的。”嚴歌苓說，“另一方面，我回到祖國也感到是一個邊緣人。在這20年里，國人發(fā)展了語言，改變了生活方式，我也有找不著位置的感覺。好在我是一個樂觀的寄居者，因為這個立足點使我更沉靜，而沉靜利于觀察，并且對什么都不認為理所當然，都會玩味，品評。”(記者 卜昌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