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之摹仿《神曲》

　　通過追溯老舍與但丁的文學聯系，筆者認為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是摹仿但丁的《神曲》。

　　兩部著作的創作目的一致

　　《四世同堂》與《神曲》一樣，是在作者有了政治活動的經歷之后創作出來的。但丁在《神曲》中把自己的政治對手放在地獄中讓其受到嚴厲的懲罰，對佛羅倫薩的政治黑暗的揭露，對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向往，教權、君權應分離的政治主張等都與但丁的從政經歷特別是政治斗爭失敗的一腔悲憤有關。但丁游歷三界始于1300年復活節前一周，這也是他正式從政的開始時間，也是他人生的兩大轉折之一。而《四世同堂》的創作也很大程度上與老舍在“七七事變”后投身抗敵宣傳活動有關。此前的老舍正幾次設法擺脫教職，專心只做一名職業作家。抗戰爆發后，老舍只身逃出濟南參加抗戰。此后，老舍在領導“文協”的工作中日益加深了對民族文化和國家命運的思考，這些都融入到《四世同堂》之中。《四世同堂》開篇即寫“七七事變”，北平危在旦夕，而老舍也是在“七七事變”后投身抗戰，這也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大轉折，極大地影響他的思想和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神曲》和《四世同堂》都是作者對各自的民族、國家有了深刻認識之后創作出來的，其中寄托了作者對自己民族命運的思慮與關切。

　　兩部著作的結構相似

　　《四世同堂》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結構。《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結構充滿了基督教的象征含義。《四世同堂》雖然也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結構，其中不乏基督教象征含義，但老舍采用這一結構還表明他期待中華民族經歷過抗戰的磨難后能像但丁那樣獲得新生。

　　此外，兩部巨著都是以人物的心路歷程為線索結構全篇的。

　　《神曲》以第一人稱手法象征性地描寫但丁自己在“人生的中途”(即35歲)于復活節前的一周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并遇到象征“貪欲”、“野心”和“逸樂”的“母狼”、“獅”、“豹”的阻攔。危急之中，象征哲學或理性的維吉爾受貝雅特里齊之托來救助但丁，并引導他游歷了“地獄”、“煉獄”；此后，象征著神學或信仰的貝雅特里齊又引導但丁飛向天堂；最后，但丁在貝雅特里齊的引導下瞻仰了基督的圣像。可以說，但丁以自己的靈魂在夢幻中游歷“三界”來貫穿全篇。《四世同堂》則以第三人稱的手法寫瑞宣在35歲時的苦悶、自責；抗戰中期時的彷徨、痛苦；抗戰后期時的醒悟與奮起反抗。小說以瑞宣的見聞感受來貫穿全篇。需要補充的是，《神曲》中但丁以個人的心路歷程來象征人類的心路歷程；而《四世同堂》中卻寫了許多人的心路歷程，不過仍以瑞宣為中心，這些人的心路歷程也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心路歷程。

　　兩部著作的主要人物形象相似

　　《四世同堂》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安排也可與《神曲》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對立起來。

　　瑞宣與但丁。兩者不僅是作品中的線索人物，還是作品的主人公。《神曲》中的但丁在作品中不斷地自我懺悔、自我批判，并在維吉爾的鼓勵下克服困難不斷前進，最終在圣貝拉的引導下得以瞻仰基督圣像，獲得了靈魂升華。《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在北平淪陷后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錢詩人的幫助下逐漸克服了自身弱點，并在瑞全的啟發開導下思想發生根本轉變，奮起反抗敵人。

　　錢詩人與維吉爾。維吉爾是古羅馬的大詩人，他在《神曲》中一方面引導但丁游歷地獄，另一方面又不斷克服自身各種缺點，注意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中犯下各種罪。《四世同堂》中，錢詩人在抗戰前是個陶淵明式的隱逸詩人，在出獄后變成了一位戰士，他首先深刻反省自己的一切，并通過不同方式勸導、鼓勵瑞宣、尤桐芳、高第等人參加抗日活動。他在瑞宣苦悶彷徨時幫他樹立起抗戰的勇氣，又以清醒的眼光一針見血地勸說小羊圈胡同中的許多居民，乃至北平的青年學生和一些美術家去投身抗戰奮起反抗，否則只能自取滅亡。在抗戰后期，他對戰爭的反思，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憂思，對人類和平的渴望也深刻影響了瑞宣。可以說，錢詩人在《四世同堂》中也是一個富有理性的“引導者”，他影響了許多人。

　　韻梅與貝雅特里齊。《神曲》中，貝雅特里齊作為但丁昔日的夢中情人，現已升天的仙女來引導但丁飛向天堂。但丁昔日對貝雅特里齊的暗戀是精神之戀，是“靈魂”而非“肉體”的愛，在《天堂》中，但丁更是大肆贊美已成仙女的貝雅特里齊，把她描寫成一位偉大的女性，象征著“神學”或“信仰”，但丁也通過對貝雅特里齊的贊美間接地贊美了“神學”或“信仰”。《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中，饑荒的威脅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作為家庭主婦的韻梅在“饑荒”中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忍辱負重，并全力支持瑞宣，從而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度過生存危機，也促使瑞宣度過了精神危機。韻梅的頑強、剛毅使瑞宣感到她“象已活了二三千年”，她“是中國歷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她也是一種戰士”，她的行為“也是一種抗敵，盡管是消極的”。瑞宣對韻梅的大肆贊美也是對中華女性傳統美德的贊美，韻梅也成了中國傳統上偉大女性的化身。

　　瑞全與圣貝拉。《神曲》中圣貝拉與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前后的談話使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后思想發生了質的轉變：他能理解神學的奧秘了。但丁也因此得以瞻仰基督的圣像，沐浴了神性的光輝，并圓滿地結束了這次游歷三界的旅程。《四世同堂》中瑞全的一番開導使瑞宣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不再猶豫彷徨，找到了自己在抗戰中的位置，奮起投身抗戰之中，為抗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圣貝拉與瑞全分別是促使但丁和瑞宣發生思想轉變的人物，而描寫但丁與瑞宣在思想發生轉變后的內容即兩部作品的“最后13章”都“丟失”了。

　　《神曲》中所體現的“個人的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思想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顯體現

　　在《神曲·天堂》第四章中，貝雅特里齊在回答但丁關于“為強力所脅迫而未能完成信誓的靈魂”的問題時指出：暴力的實施決不能摧毀絕對意志的內在自由，這種自由不應當因受到高壓而受到影響，正是因為對堅守自己意志自由的人的推崇，但丁才在《神曲》中讓不惜自殺來捍衛自己意志自由的伽東擔任擺渡靈魂從地獄進入煉獄的重要角色。而按基督教義，自殺是一種“罪”，要在地獄中受到懲罰。但丁同時嚴厲譴責那些不能堅守自己意志的自由而犯下各種“罪”的人或屈服于強力而放棄自己意志自由的人，讓他們在地獄中受到嚴厲懲罰。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以飽含敬意的筆調塑造了一些寧死不屈，有中華民族氣節風骨的形象：祁天佑、李四爺、錢大媽乃至小妞子都以死抗爭敵人的壓迫；錢詩人、祁瑞全、錢仲石、劉師傅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夫婦都有在敵人的壓迫面前奮起反抗，不愿做奴顏婢膝喪失國格、人格的亡國奴。老舍在作品中同時讓那些在抗戰中未能對自己、對民族負責的人受到嚴厲的懲罰：大赤包、冠曉荷、祁瑞豐、藍東陽、胖菊子、牛教授、招弟乃至小崔、孫七等沒有一個好下場，通過這兩類形象的塑造，作品也表現出“個人靈魂的高貴性以及人類道德的尊嚴性”這一《神曲》的基本主題。而“個人靈魂的高貴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人類道德尊嚴性”的捍衛還是破壞。

　　老舍在為《四世同堂》所寫的出版廣告中指出：一，“四世同堂”實為“四世同亡”；二，是“咎由自取”。小說中，從李四爺、常四爺一輩到祁天佑一輩，再到錢孟石、祁瑞豐一輩，最后到小妞子一輩，的確是“四世同亡”，這也是戰爭對茍且偷生、麻木不仁、不敢反抗的北平人的懲罰，他們大多沒有盡到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或只是盡到對自己的責任。而“咎由自取”也可解釋成“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這接近《神曲》的寓言意義(或象征含義)：“人憑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惡，理應受到公道的獎懲”。兩部作品由此也突出“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思想，其間也包含了“立人”思想和對落后國民性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思想也包含人要對社會負責的精神。《神曲》中“對自己不負責任、對社會不問是非的人生態度在這里被視為一種‘罪’而受到譴責和審判”。《四世同堂》中也表達了一個人不僅要對自己還要對社會負責的思想，強調個人要對“社會生活采取一種積極參與的態度”。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每個人不僅要堅守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準則，更要對國家盡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要忠于自己的國家。瑞宣在奮起反抗投身抗敵之前一直堅守著自己的良知，但一直很痛苦、很猶豫，因為他沒有盡到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這一種狀況直到他真正投身具體抗敵活動中才告結束，因為他對國家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小說中的漢奸們如大赤包、藍東陽，乃至茍且偷生的北平人如孫七、小崔、長順、祁老人等都因為沒有盡到對國家的責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錢詩人、瑞全、錢仲石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等都有對國家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他們是小說贊揚的對象。

　　可以說《四世同堂》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對但丁的“個人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思想作了細致入微的全面闡釋。

　　《神曲》中所體現的“自我批判、自我懺悔、自我完善的自覺意識以及對全民族、全人類道德進步和文明發展的思慮與關切”的“但丁精神”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顯體現

　　但丁在象征著“哲學”、“理性”的維吉爾和象征著“神學”與“信仰”的貝雅特里齊的引導下經過地獄、煉獄最終到達天堂的過程也是但丁不斷克服自身弱點，不斷自我批判、自我懺悔最終實現了自我完善的過程。不過，但丁在這一過程中“不是向那些抽象的歷史力量宣戰，而是向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挑戰，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人類自己，指向自己的靈魂”。

　　《四世同堂》中，瑞宣、錢詩人等在北平淪陷后不斷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懺悔，并在抗戰中得到了自我完善，獲得了靈魂的拯救。如《惶惑》第27章中，瑞宣“因為欽佩錢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腦子一天到晚象陀螺一般的轉動，可是連一件事也決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思想的廢物”。在《偷生》第36章中，瑞宣“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經濟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攏總都看成為對他這樣不能奔赴國難的人的懲罰。他必須承認自己的不能盡忠國家的罪過，從而去勇敢的受刑”。因為小說采用了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所以瑞宣的自我反思、自我懺悔等也只能由第三人稱方式敘述出來。不過錢詩人在多處表白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如第34章中，錢詩人出獄后反思：“自己應當作個和國家緊緊拴在一處的新人，去贖以前袖手旁觀國事的罪過！我不是被國事連累上，而是因為自己偷閑取懶誤了國事，我罪有應得！從今天起，我必須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給國家。”在第84章中錢詩人反思了自己斗爭的三個階段：從“個人的英雄主義與報仇主義”到“合作的愛國主義”，再到“建立和平”的博愛思想。這一反思也體現了他對全人類的苦難的思慮與關心，渴望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博愛”三種神性美德來建立世界和平、拯救人類的愿望。這一思想也和但丁在《神曲》中希望用“信、望、愛”三種基督教神性美德來拯救人類的思想相同。

　　但丁在《神曲》中對佛羅倫薩人乃至意大利人的國民性及西方文化作了反思與批判，表達了對健康的國民性的向往，體現了文藝復興對人的重視的思想。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借敘述者的言論對中華文化在抗戰中的表現進行了反思與批判。在第76章敘述者指出：“中國人聰明，什么都一學就會，可是只沒學會怎么強硬與反抗！”在第94章中敘述者尖銳指出：“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奴役的，他們要反抗。可是幾千年來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縛了他的手腳，使他們力不從心。”另外小說也表達出了希望中華民族在抗戰中能去偽存真的愿望，如“這次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面須趕走敵人，一方面也該掃清了自己的垃圾。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觀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隸———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茍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都應當掃除。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也贊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這一部分在抗戰的考驗中更顯出其生命力：如“老人表現的不只是一點點報仇的決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錢先生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帶著他的詩歌、禮義、圖畫、道德，是會為一個信念而殺身成仁的”。由此，小說也通過錢先生體現并贊美了“真正中國的文化的真實力量”。

　　綜上所述，《四世同堂》在結構、主題、人物形象、典型意象等方面都深受《神曲》的影響，但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融入了自己在抗戰中的體驗與觀察，對《神曲》的影響作了創造性的轉化。普希金曾指出：“摹仿”可能標志著一種“對自我力量的崇高信念，希望能沿著一位天才的足跡去發現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種在謙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緒，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賦予它新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四世同堂》是對《神曲》的“摹仿”，是以《神曲》為“范式”進行創作的，但這絲毫也不損害《四世同堂》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