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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把青春裹在藍色的工裝里，祭獻給了偉大祖國的下崗工人，我們不能拋棄了他們之后，還要羞辱他們。否則，啥時候又換了一種玩法，我們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我的二十四城記

　　文/長平

　　賈樟柯新作《二十四城記》在廣州首映時，我受邀上臺去講了幾句話。主持人并不知道，我對電影記錄的420廠有些了解。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420廠老大門前的廣場應該比電影中出現的新大門前的地方更寬闊。每到下班時間，大門一開，工人們潮水般地涌了出來，然后向四周散去。

　　這個電影也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成都的往事潮水般地涌了出來。后來賈樟柯對我說，你沒有記錯，成都修二環路的時候，420廠老大門前的廣場被占了。

　　是不應該記錯，因為我上學的時候還去那里搞過演講。離開學校后，我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一邊給書商寫點稿子，一邊在城南開了一家干雜店。不遠的地方，就是一個大廠，不是420，但也有些類似。干雜店的隔壁，是一個茶鋪。茶鋪的顧客，多半是些青壯年，也就是那個大廠的年輕工人。

　　那時還沒有出現優化組合、下崗再就業的概念，但是我已經看出來了，這些大型國企很不對頭。當年熱血沸騰地聽我們演講的工人，如今無所事事，每天去廠里報個到，就到茶鋪里混上一整天。他們年紀輕輕，精力旺盛，卻沒有地方去消磨。可惜我當時沒有明白這一點，為一點小事還惹惱了他們。這下可好，幾乎所有的人一擁而上，把我暴打了一頓，小小的干雜店被砸得稀爛。

　　當時我異常憤怒，現在則是另外一種心情。我想，他們不砸我的店，也會去砸別人的店，總得有點什么事情給他們干吧。于是我又對茶鋪的老板娘心懷感激了。那個老板娘，整天愁眉苦臉的。她的茶鋪里，也有那么一兩個廉價的小姐，她毫不掩飾地對這些小姐充滿了厭惡之情。然而，她不得不把茶鋪后面的一張床一分為二，晚上自己睡，白天小姐睡。我想，要不是這些小姐消耗了那些青工的部分精力，我可能會被打得更慘。

　　又過了若干年，我是《南方周末》的一名記者，被派往西安去采訪下崗工人。那個城市，也有420這樣的大廠。那時工人們不去砸人家的店了，他們被時代淘汰，正忙著為人生尋找新的方向。我寫的是一組報道中的一篇，發表在1999年的正月初四。那時報社策劃這個選題，要找一些逆境奮斗的故事，做個正面報道。

　　我在西安采訪了兩位下崗女工。準確地說，另一位是曾經下崗的女工，現在是一家企業的老板。她在十年前離開了工廠，打過各種工，經歷了種種艱難，終于有了自己的事業。她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身體強壯，思路清晰，口齒伶俐，長得也不錯，是媒體報道中自強不息的典型。

　　我又采訪了一位叫郭喜愛的下崗女工。做了半天說服工作，她才接受采訪，但是一旦坐下來，就十分坦誠。當然，她一家三口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個15平方米的房子里，也不能不坦誠。她生活的簡陋，讓我感到驚訝。時間對于她來說像是凝固的一樣，幾十年如一日的貧窮，而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工作著，直到工廠不再要她。她幾番努力，也沒有找到新的固定工作。只好一邊幫人帶孩子，一邊等待著再就業中心的消息。

　　她的臉上不像女企業家那樣神采飛揚，但也沒有更多的怨尤，有的只是堅韌，對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當時媒體狂批的“依賴心理”——這種心理在多年前被稱贊為“釘子精神”，其實就是一種絕對信任、終身相許的心理。她才是大多數下崗工人中的一員。他們拿了一輩子低工資，以為也有一輩子的高福利，一夜之間啥都沒了，社會還要責怪他們沒有另起爐灶的本事。

　　我強烈地感覺到，如果媒體都來報道再就業成功的女企業家，對更多的下崗工人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種過度的苛求，對這個群體的狀況描述也是不真實的。于是我選擇了郭喜愛，寫了一篇極短的報道，題為《簡單生活》。文章的開頭是：

　　“已經四五年了，郭喜愛沒有買過一件衣服，甚至一雙襪子。她目前還穿著8年前買的一條褲子。她用1元一袋的珍珠霜；1.20元一斤的洗發膏，一斤可用數月；10元5塊的三笑牌香皂。”

　　讓領導失望的是，這組文章編好后，色調頗為黯淡，實在讓人高興不起來。今天看了《二十四城記》，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有人在博客中寫道，長平講到了歷史的公平問題。沒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那些把青春裹在藍色的工裝里，祭獻給了偉大祖國的下崗工人，我們不能拋棄了他們之后，還要羞辱他們。否則，啥時候又換了一種玩法，我們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