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上周刊出專題《當我讀村上時，我讀些什么》，邀請村上春樹中譯版的譯者林少華梳理“林譯”20年的起承轉合，試圖解讀最近因更換中譯者而卷土重來的“村上熱”。期間，本報記者也與旅日學者李長聲取得聯系，李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編輯《日本文學》雜志期間，曾以專輯的形式介紹過村上春樹，他對村上的理解頗為不同。

　　我沒讀過林譯村上

　　新京報：你認為林少華譯夏目漱石、譯《在世界中心呼喚愛》，跟他譯村上春樹的行文風格，是不是一樣？

　　李長聲：我沒讀過林少華翻譯的村上作品,更沒讀過《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原作或譯本,無從談起。倘若同一譯者翻譯有云泥之別的兩個作品,讀者讀來卻一個味兒,那當然就說明沒譯出原作的風格,而只有譯者的風格。林譯在本土化上大功告成,譯筆很合乎某個讀者層的趣味,跟上了時潮,結果讀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村上春樹。村上走在北京街頭, 那張中學生似的面孔,我也許能認出他,但若被完全裝束成中國人模樣,恐怕就認不出來。

　　新京報：你認為，如果先撇開村上的文學價值不談，村上在中國的傳播，就一個“林譯”足夠嗎？

　　李長聲：翻譯,有比較有鑒別才能發展,但受制于作者權益,而且出版是商業,通常一個作品不會有幾個譯本,除非著作權過期,比如《菊與刀》譯本出了好多。村上春樹屬于個別現象,一般不會有出版社買下某作家大部分作品的版權,也不會爭搶著翻譯。你譯這本,他譯那本,自然就可以比較好壞,鑒別高低。從提高翻譯水平,豐富翻譯文學來說,多些人翻譯村上春樹應該是好事。當然,一個人專門翻譯某個作家,或某類作品,有助于翻譯水平的提高。

　　對村上不僅是誤讀

　　新京報：你提過，村上春樹也許是被中國讀者“誤讀”為小資了的。最近，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的頒獎時做了一番演講，說這些話時的村上，未必是他的中國讀者所了解的。在你看來，怎樣讀村上春樹是更客觀全面的呢？

　　李長聲：讀小說是各有所好,不可能讀得客觀。現在的書本常見開卷有“導讀”,那么,這個“導讀”有責任把作者及作品介紹得客觀而全面。譯者好把自己翻譯的作品捧上天,他發現了天才似的,或許他本來就不了解,或者他知道了不說,給作者當托兒,更好像批評了作者就是批評了自己。這就是誤導,還不如不導。現在翻譯書,似乎有兩條捷徑,一是聽說原地暢銷,搶過來翻譯,再是把臺灣翻譯出版的拿過來。這兩種捷徑都可能讓譯者或編輯不去好好了解作者或作品。

　　新京報：日本人怎么理解村上的？

　　李長聲：關于村上,日本有不少反面意見,出了一些書,但媒體多不予報道,跟著主旋律,也免得招惹村上的村民們。東京大學的教授對村上文學有捧的,也有打的,譬如小森陽一,寫了一本《村上春樹論》。

　　小森陽一指出村上的文本策略是閃現歷史記憶,然后歸因于無可奈何,從而抹掉記憶,輕松地獲得解脫。村上的“蛋對墻”之說,不正是一種無可奈何嗎?他在耶路撒冷講了一通很空泛的話,甚至有點得便宜賣乖的味道。他明確告訴以色列,他并不是去抗議戰爭,而是太多人建議他不要去,他就偏要去。又說,他不贊同任何戰爭,不支持任何國家,當然也就不單單針對以色列的戰爭。而且,“不管墻有多么正確，蛋有多么錯，我都會站在蛋這一邊。”好像說,我就這么個倔脾氣,屬牛的,今年正好是牛年。哪怕是臭蛋,他也要站在蛋一邊,為什么?是為了作品的價值,站在墻那邊的作品有什么價值呢。或許去耶路撒冷離諾貝爾獎又近了一步,但弄巧成拙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