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漢字簡化運動從1909年陸費逵提出《普通教育應(yīng)當采用俗體字》算起，也有100年了；并且導致“文化中國”出現(xiàn)了繁體字和簡體字并存的局面。現(xiàn)在的問題是，簡體字正隨著中國國際影響的擴大而走出國門，國內(nèi)恢復繁體字的呼聲卻越來越高。主張使用繁體字的人把簡體字說得一文不值，主張使用簡體字的人則把繁體字罵個狗血噴頭。但在筆者看來，繁體字和簡體字不是水火不容的關(guān)系，而是應(yīng)該并列為中國的“國字”。

　　漢字簡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一個認識誤區(qū)，即繁體字難認、難讀、難寫，所以造成中國人不識字、沒文化。實際上，識字水平和文化程度與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提高有很大關(guān)系，和字體難易程度的關(guān)系不是很大。18世紀之前，中國人的識字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維持在5%左右，這既得益于中國經(jīng)濟的相對富裕，也得益于中國人“耕讀傳家”的教育傳統(tǒng)。相反，中世紀歐洲的鄉(xiāng)村，除了牧師之外就再也沒有幾個識字的人。目前，臺港澳同胞也使用繁體字，不見得他們就比使用簡體字的大陸同胞沒文化。

　　另外一個問題是，文字固然是一種工具，但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力，有其特定的、具體的含義。簡化漢字存在著不少問題，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誠如古文字學家陳夢家所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能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后有些字混淆了。”不了解繁體字的人，可能對這一點體會不深，筆者在此可舉一個例子。“亡”、“無”、“無”三個字，在古代都讀“無”(“亡”也可讀“王”)，但各自的含義不同：有變成沒有，為“亡”；本來就沒有，為“無”；若有若無、若實若虛為“無”。如今，簡體字把三個字通混為“無”字，難免會丟失經(jīng)典文本的特定語境。

　　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無，奇字，無也。通于元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為無。’”也就是說，“無”字有兩種解釋：一是“元”字左撇上通成“無”，一是“天”字右捺彎曲成“無”，亦即古人常說的“天傾西北，地陷東南”。須知，“元”和“天”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范疇甚至是價值信仰，比如《周易》里面說“元亨利貞”而百姓常及“元始天尊”，儒家說“天道”而道家倡“無為”，等等。但是，在簡體字中，“無”成了沒有和虛無，很難再表述上及的文化內(nèi)涵。

　　我們原先有“國語”即漢語普通話的觀念，今后也應(yīng)樹立“國字”即漢字的觀念。但是，“國字”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兩種，即繁體字和簡體字。繁體字代表著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是個長歷史的大傳統(tǒng)；簡體字代表著近百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是個短歷史的小傳統(tǒng)。對于這兩種“國字”，我們都要愛護和珍惜，不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更不能說主張恢復繁體字就要廢除簡體字，反之亦然。

　　既然有兩種“國字”，就難免會發(fā)生爭論甚至是沖突。一個比較穩(wěn)妥的解決辦法，就是暫時實行“繁簡并用”的“雙軌制”。實際上，大陸一直都在使用“雙軌制”，比如中華書局出版的古籍，絕大多數(shù)都是用繁體字排版印刷。再比如，為了照顧使用繁體字的特定的地區(qū)和人群，人民網(wǎng)、中國網(wǎng)等官方網(wǎng)站，一直就設(shè)有“繁體字”版。今后可考慮在國民教育體系中，語文教材的各文本原是繁體字的則繁體之，原是簡體字的則簡體之，使大中小學生至少能做到“識繁用簡”。個人以為，現(xiàn)在對一些商標、招牌、廣告、出版物等使用繁體字控制太嚴，不利于“雙軌制”的實行。

　　從長遠來看，兩種“國字”長期并存不太可能，但結(jié)局肯定不會是要么繁體字取勝，要么簡體字占優(yōu)，而是各有取舍，具體則由民眾和歷史來選擇和檢驗。王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