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長”不過是風中的一掬塵土

　　楊禹

　　《我的團長我的團》引起了不小的騷動。這增加了娛樂圈的談資，卻降低了“團長”自身的厚度，令歷史的端倪前進一尺，又后退一丈。

　　即便在國共兩黨之間的嶄新合作開啟之前，滇緬抗戰的歷史，也并未被完全塵封。但被鎖住了咽喉的喘息，終歸不整。兩岸對同一段歷史的認識隔閡，在兩黨的共同智慧下，終漸消弭。“團長”生于此時，注定了要將歲月的風塵揚起。然而，一段喧囂過后，如被微塵迷眼，才殊為可惜。

　　“團長”和他的士兵們，自始至終，保持著兵痞的服裝、發型、做派和語言。這引起了遠征軍老兵們的憤怒。其情可諒。兩次遠征，當時的抗日國民政府，派出的是舉國之精銳。第一次遠征雖然敗退，但潰亂只是一瞬，重整迅即展開。之后的兩年練兵、一朝出征，全部是駝峰航線空運來的美式裝備，經上千美軍顧問整訓，又經國內名將統領，軍容嚴整，士氣可敬。彼時的遠征軍，不僅同仇敵愾得令日軍生畏，其足壯國威之聲勢，亦令全國振奮。

　　按歷史的常識推斷，“團長”里的兵痞造型，也不見得就沒有真實樣本。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甭管黑貓白貓，軍容嚴整的貓還是歪七扭八的貓，抓到耗子、打跑鬼子就是好貓。但就如對“新聞真實性”的定義一般：在“局部的真實”與“整體的真實”之間，不能簡單地勾畫等號。30萬人的遠征軍里，或許包容著千八百人的兵痞造型。但當后人重啟歷史之時，偏就選這千八百人作為群體的代表。這符合局部真實，卻有違整體真實。“團長”創作者與憤怒老兵們，之所以勢如“雞同鴨講”，關鍵就在此處。

　　憑《萬歷十五年》而風靡兩岸史學界及文藝青年界的黃仁宇，就曾經行走在遠征軍的隊列里。他和他所在的新一軍，經在印度的臥薪嘗膽，終于能壯士從無畏，一路凱歌還。如果說“團長”里不乏投筆從戎的學生，那么真實歷史中的黃仁宇們，遠非一個孟煩了所能映射。年輕的黃仁宇在緬甸的叢林里大腿負傷，但他始終是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他所在的新一軍，以自身傷亡12000人的代價，擊斃了33000名侵略者。這被史學界認為是二戰亞洲戰場上，一支反法西斯部隊所能創造的最佳戰果。

　　以新一軍為代表的中國駐印軍、中國遠征軍，給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傳奇。“團長”構建于這段歷史，卻遺憾地只從歷史舞臺的大幕邊溜過，把臺上的諸多好戲，謙遜地留給了從今以后的那些創作者。

　　戴安瀾，不值得后人撥冗拿出幾個夜晚來對著屏幕回憶么？這位第一次遠征軍中的200師師長，迎著潰退的英軍，在緬甸的敗局中逆流而上，阻擊悍敵。他在身負重傷后，被部下從泥沼般的叢林中，背向祖國的方向，而最終客死他鄉。一時，國人同悲，毛澤東亦為其題寫挽詩。孫立人、鄭洞國、廖耀湘，這些遠征軍里的將領，帶著他們的部下，竟日苦戰，馬革裹尸。他們帶出的這些抗日部隊，隨后在三年國內戰爭中迅速瓦解于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其中，又富含著多少命運的玄妙，歷史的邏輯，與時代的力量？

　　滇緬抗戰，不只有血、汗和淚水。這個舞臺上還擁有著戲劇大師也無法盡數的陽謀與陰謀。在第一次遠征軍的慘敗中，類似于“團長”花費13集數之多所描繪的潰退，不過是滄海一粟。這場在異域留下了數萬忠骨的潰敗，除了軍隊戰術層面的失誤，更多地決定于彼時蔣氏國民政府與美、英等盟國之間貌合神離的復雜關系，相互掣肘的利益糾結。表現這段歷史的難度，要遠遠高于表現十二三個潰兵之人性與機緣的難度。站在“團長”面前，你會覺得它選擇了一段厚重的歷史為襯托。站在那段歷史面前，你會發現，“團長”和它背后的蘭編劇、康導演，其實是選擇了避重就輕。

　　也許，這也叫舉重若輕吧。“團長”的創作者，以這個群體所做的值得尊敬的努力，至少是掀開了大幕的一角。不能要求他們必須從這出大戲的最高潮切入，也不能要求他們必須擔負起歷史學家的職責。他們的手中，只有幾個新銳的演員和舞臺戲劇的表達習慣。他們無力去為那段歷史做新一輪的蓋棺論定。“團長”的價值，或許在于，它挑破了一層窗戶紙。隨后必然有蜂擁追隨者。后者能否吃得下這格外厚重的題材，比即將首輪播完的“團長”，更值得我們關注。

　　放輕松一些，“團長”不過是風中的一掬塵土。揚起來或許能迷一下眼，揚過了，也不過就是一段新起的云煙。對它的期待，宜恰如其分；對它的關注，當適可而止。云南邊陲，怒江之畔，高黎貢山之巔，今天早已不只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曾傾命相搏的舊戰場了。

　　告訴你，那里的人們此刻最關心的是：怒江的水電開發，會不會破壞那里的環境？不搞水電開發，怒江人、保山人、騰沖人，怎么活？孟煩了他爹曾經茍且偷生的和順鎮，團長和他的士兵們曾經插科打諢于其間的大森林，怎么在人與自然的博弈中，度過一個嶄新的世紀？

　　解答歷史，需要現實中的勇氣。解答現實，則需要有駕馭歷史的氣魄，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