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年在編輯部大會上極度興奮，繼而緊張、沉重，說:關于文風問題自己深有所感，對自己的文風也很不滿意。……現在毛主席批評我們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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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二期上，刊出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再批判》特輯，信中，毛澤東批評主編張光年等“文也不足”，“宜加注意”。

　　張光年在編輯部大會上極度興奮，繼而緊張、沉重，說:關于文風問題自己深有所感，對自己的文風也很不滿意。自己肚子里的貨色少，寫出來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滿紙呆相，相當苦悶。又說，我們《文藝報》，說空話、發空論的文章不少，洋八股、黨八股積重難返，問題相當普遍。現在毛主席批評我們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張光年決定召開大型座談會，廣泛邀集知名作家，為改造文風大造聲勢。

　　為了開好座談會，張光年編選了一份內部資料《毛主席論文風》，收入毛澤東有關的批示和講話，很覺新鮮，編輯部如獲至寶。這份資料選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對于編選《高潮》一書，毛澤東異常興奮，對田家英說，書出版了，我很高興，1949年全國全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編書時，毛澤東激情滿懷，認真修改文字，給大部分材料重新命題，把冗長累贅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從而“突出文章的主題思想，引人注目”。如把《天津東郊區莊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31字的標題壓縮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9個字；把《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改成《看，大泉山變了樣子！》。

　　但這份材料更多征引的，是《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毛澤東把他此前在杭州會議上關于工作方法兩次講話，以及南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整理成文，形成文件，下發執行，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張光年很快獲得這份文件，發現其中關于文風的幾條意見非常精辟，立即編入這份會議內參，特別注明:只許參考、不許引用。其中有關于開會時應統一觀點和材料的意見，也有直接談論文風的意見。如: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的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問題，這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文章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作經濟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準確性，還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動性，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著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起來作。”

　　“(三十九)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

　　“(四十)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四十一)學點歷史和法學。

　　“(四十二)學點文學。”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成。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的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

　　……毛澤東關于文風的言論，對于習慣八股腔的作家說來，無異是一副清醒劑。

　　張光年讓我們帶上這份資料分頭約請作家與會。

　　任務布置下來，編輯部立即行動，我們登門拜訪有名望的老作家，聽取意見，邀請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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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望老舍，是我的一大幸事。

　　文聯大樓對面是燈市西口，再往里是豐富胡同19號，老舍的寓所。老舍家離文聯大樓很近，安步當車，來來往往，開會或看演出，我常遇見。在禮堂看演出，他靠在舞臺對面的后墻上，雙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會神，面帶微笑，問他對我們秦腔的印象，他問:“是魯迅題寫的‘古調獨彈’嗎？”說他喜歡，他對地方戲很熟悉。老舍非常隨和，微笑永遠掛在臉上，是個能讓你近之即溫的小老頭。

　　進得家門，滿院子的花兒，像是要迎上來包圍客人似的，進到客廳，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就便談起花來，說報紙的副刊就是一束花，是正席之前的拼盤，正餐上來之前先上拼盤，什樣錦，一菜一個樣兒，邊吃邊喝邊聊，引人入勝。副刊以雜文為主，雜文也是花兒，五顏六色。(言下之意，神態各異的文學藝術何嘗不是如此？此刻我想起，難怪老舍正面墻上懸掛著他自己詩句做的對聯:“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后心愿半庭花。”)

　　文風問題使他興奮起來，滔滔不絕。我提到去年剛在《收獲》創刊號上發表的《茶館》。《茶館》發表后，帶來一陣驚喜，但是后來彩排請有關部門審查時，聚訟紛紜，包括領導人之間，褒貶相去甚遠，也有主張禁演的，理由是《茶館》為封建社會唱挽歌，遺老遺少滿臺飛，沒有什么進步意義。我說，我們編輯部的同志可喜歡《茶館》了，張光年稱贊說:“《茶館》，好劇本啊！”《文藝報》還開會討論過《茶館》，均持熱情支持的態度。我說，《茶館》里的語言好，人物活，繪聲繪色，讀來舒服，對白簡直絕了:“大英帝國的香煙，日本的白面，兩大強國伺候我一個人，福氣不小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看多么邪門，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動！”難怪李健吾說:“老舍真厲害，用最簡練的語言，最簡練的動作！”陳白塵說:“全劇3萬字，寫了50年，70多個人物，精煉的程度真是驚人！”

　　老舍沖著我微笑，耐心地聽著，然后說了句:《茶館》這會兒正排練，準備上演。

　　我轉達編輯部的意見，請老舍出面主持會議，他滿口答應。他問還有誰參加，我介紹一位他點一下頭，當聽到侯寶林也在邀請之列時，老舍笑了，連說:“好啊！好！”

　　侯寶林家住北海后門東官房一帶，我登門求見。提起文風，侯寶林饒有興趣，每舉一例我笑一回，有時失相，前仰后合，他卻一本正經。他表示愿意到會。后來下鄉，沒有來成。

　　雖然《再批判》狼煙再起，作家們對文風問題依然饒有興味，猜想此舉是上面的意思，也許領導的興趣逐漸要向創作方面開始傾斜。開會討論文風，作家沒有不熱烈擁護的，表示滿肚子的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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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地點設在文聯大樓地下室的文藝茶座(“文藝茶座”在1957年時是《文藝報》雜文專欄的欄目名)，開會時間是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談會是因毛澤東修改《再批判·按語》對文風提出批評才召開的，可是會上不便于公開毛的原話。信里，他批評張光年等三位正副主編“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說來，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又說:“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這些話不便公開，但此次會議卻是對毛澤東這封信的積極響應和表態，所以，張光年在會上發言時，迂回地引述了一下信的內容，公開發表時另寫了一稿，注明“書面發言”。張光年的“書面發言”十分巧妙:“評論文章，首先要求判斷準確，言之有理，有說服力。文章寫得生動些，群眾化些，才能在群眾中發生應有的效果。可是返躬自省，很慚愧。我們寫文章，政治性不足。我們是搞文學的，文也不足。我們的文章平淡無味，不足以引起讀者注目。我們拿起筆來打敵人的時候，往往用語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詞太兇，離開‘惡毒的誹謗’、‘猖狂的進攻’之類的詞句，似乎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字面上尖銳，實際上沒有力量。這說明我們的頭腦僵得很，我們還沒有從教條主義、黨八股的束縛中完全解放出來。因此，需要整風。今天的會，請了好些名師來，幫助我們這些文風上毛病很重的人來一次整風。”巧妙地滲透，為了忠實地傳達毛澤東關于文風的警告——“引起讀者的注目”。

　　出席會議的“名師”是:老舍、臧克家、趙樹理、葉圣陶、謝冰心、方令孺、宗白華、林庚、吳組緗、陳白塵、朱光潛、王瑤、郭小川、胡可、陳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張真、鳳子、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

　　座談會由老舍先生主持。老舍說:“要為人民服務，就得說人民的話，寫出來人民看得懂，愛看。”臧克家說:“毛主席寫文章、說話都不落常套。他不說‘社會主義一定勝利’，而說‘東風壓倒西風’。他不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說‘我們社會主義陣營也應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這樣說法生動新鮮而又活潑。‘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些話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學意味！”趙樹理說:群眾把“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閣上。”侯寶林諷刺我們有些話劇的對白和腔調:“天哪，你讓我怎么辦哪！”(學侯的腔調，眾大笑)老舍說，在蘇聯告別宴會上，一定讓我講話，我說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語來說，孩子們全會，就我不會，他們笑我，我只好說:“我是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的副會長！”這下子才恢復了父親的尊嚴，上臺擁抱我。如果我上去說“為什么什么而斗爭”，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點“鼓”不由衷吧！(全場大笑，長時間的活躍)吳組緗編了幾句念給大家:“四大皆空，一竅不通。裝模作樣，言不由衷。詞句別扭，章法雷同。廢話連篇，術語無窮。千山萬水，霧閉云封。”朱光潛在談話里專門批評了洋八股。

　　座談會發言公開發表時，張光年擬了一個出奇醒目的標題:《反對八股腔，文風要解放！本刊舉行文風座談會，大家起來聲討八股腔》。我心想，光年同志啊，毛主席剛剛批評你寫的按語“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你現在的這個題目，不是又寫長了嗎？

　　1958年年初，反右斗爭仍在進行，《文藝報》此次會議雖然轟動一時，結果卻難以深入；反右斗爭如火如荼，“八股調”的討伐反而吃香，大報大刊上的文章求“狠”不求“準”，不但置“準確、鮮明、生動”之于不顧，而且“用語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詞太兇”更硬更兇。“觀點”比什么都重要，哪里顧得上什么“材料”、什么文風！

　　文風問題，不堪回首，50年來，困惑久矣！

　　當然，不僅僅是文風問題。一當作家明白文風服務學風，政風管著學風，根子都在黨風，并且發現實踐檢驗著黨風、政風和學風，文風本身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時，文學已經進入新時期。裝腔作勢，借“無限忠于、步步緊跟”和“斗斗斗”嚇人的一套成了過街的老鼠。不進行文風改革，文學只有死亡。

　　碰過不少釘子之后，漫說那種“在什么的什么下”、“取得了什么的什么”、“難道什么是什么的嗎？”等等的強詞奪理應當休息，一臉殺氣、故作危言的招式也應極力避免，而代之以老老實實的科學態度和親切平等的對話。在多元互補共進、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作走勢下，不妨再表現得人性化一些:平和自如，理趣盎然；情意真摯，痛癢相關；自圓其說，要言不繁；入耳入腦，先求清通后波瀾。若能以片言警策醒豁耳目，那才真叫不枉今生“老成精”了。

　　唉，談何容易！

　　作者：閻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