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愛國主義”：壟斷理性符號的霸道

　　曹林

　　之所以要給“理性愛國主義”加上引號，是要鮮明地表達一種態度：我也是一個理性愛國派，力挺理性愛國而不是器物愛國、口水愛國、口號愛國、情緒愛國、下半身愛國。我反對的是那些偽理性愛國者，壟斷著對理性愛國的闡釋權，將理性當作一種口號，當作一種壓制不同聲音的大棒。他們不是真正耐心地從理性上去駁斥那些“不理性”的聲音，而是自命真理、傲慢霸道地給看不順眼的態度或思潮貼上一些諸如“腦殘”、“非理性”、“狹隘民族主義”之類的污名標簽，以大棒壓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以污名損人而不是以邏輯勝人，用非理性的方式霸占著理性的闡釋權。

　　近期，“理性愛國派”正展開對《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圍剿，但其作為，不見得比他們批判的“狹隘民族主義”更理性更高尚。

　　不否認，這是一本炒作色彩濃厚的書。從書名到內標題，一系列大膽的判斷、反對的姿態和刺激的口號，明顯是為迎合炒作和暢銷而設計。因為是五人對話的整理稿，缺少書寫體的嚴謹、理性和邏輯，信馬由僵地胡吹亂侃，加上五人觀點極其一致，很容易陷入互相強化、互相吹捧、互相論證、極端自戀的自閉狀態。許多觀點與《中國可以說不》相比，沒有什么長進，無非是將“生存空間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主義”等進行了一番“老黃瓜刷綠漆”的技術操作：為中國臆想了無數個敵人，作了無數個沒有數據支撐的大膽判斷，罵了無數個自由派精英，主流媒體都是文藝腔和太監腔，時刻準備戰爭等等。

　　但是，此書也并非一無是處，其間不乏深刻洞見和理性判斷。比如，黃紀蘇對民主的判斷就很睿智，他從功用、能力和價值三個維度分析了“民主是個好東西”；比如，對一些媒體和精英的逆向種族主義的批評也很到位，一些精英“逢中必反”，一些媒體毫不尊重事實地美化歐美、丑化自己國家，這些傾向都值得深思。其對大時代、大目標的追尋，對內憂外患的判斷，對“內修人權”的強調，也都非常有意義。

　　針對此書的批評，應該建立在了解對方觀點的基礎上，這才是真正理性、開放的態度——既然在“愛國”上有共識，都是為了民族和國家利益，只是角度和方式不同，有什么不能溝通的呢？可許多自命為“理性愛國派”的人并沒有這樣做，而是以一種習慣性的不屑和傲慢來對待“不高興”的聲音，僅憑自己的感覺和偏見匆匆忙忙開始了罵戰。比如，一位批評者接受媒體采訪時就稱，自己買了一本，但翻了一下就沒再看——不屑和鄙視之情溢于言表。既然根本沒看，你的批評以什么為依據，你憑什么就說人家“不理性”？

　　很多人并不懂得“批評之道”，還不習慣擺事實、講道理，更缺少對“異見”的尊重——事實上，許多“理性愛國派”正是如此，理性成為他們砍人的一把刀。反對你，就給你貼上一個“非理性”的標簽，扣上一個“狹隘民族主義”、“器物愛國主義”的大帽子，沒有交流和溝通，專盯別人偏激的只言片語大發議論，然后就霸道地開始自己那套關于自由和民主自說自話的演講，自以為掌握著真理。所謂“理性”，不過是一種對語詞的壟斷，而不是真正的以理服人——動不動就罵別人是“左憤”，其實自己何嘗不是“右憤”呢？

　　去年，大學生抵制家樂福時，我曾寫過一篇《抵制家樂福：真情可嘉，理性不足》的文章，細說抵制的不理性。不想竟遭到了一些“理性派”的嘲笑：用得著跟那些“腦殘”講這些道理么，真是廢話連篇。既然自詡理性，為什么不講道理呢，為什么要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對方呢，為什么對對方本能的愛國情感缺少基本尊重呢？

　　許多時候，那些所謂“狹隘民族主義者”的偏激和偏執，都是被霸道的“理性愛國派”逼出來的。自命理性者打壓不同聲音的霸道，刺激著“非理性者”朝著更偏激的路向走。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崛起并被底層認同，一大半責任要歸綹于那些自命理性者對不同聲音的粗暴打壓。許多時候“不理性”的愛國，是對一些過度理性、偽理性、奴才理性的應激反應。

　　理性在中國被許多人嗤之以鼻，因為這個詞被自命理性者弄臟了，許多“壟斷著理性闡釋權的人”本身并不講理。社會輿論被裹脅著往“網憤”的路徑上狂奔，“右憤”們抨擊“左憤”“專制，容不得不同觀點”，可他們獲得主流話語權后，在打壓異見上更登峰造極。我很佩服秦暉教授，他也許是惟一一位獲得左右認同的學者，為什么？因為他能傾聽雙方的聲音，能看到民族主義中合理的東西，能反思自由主義在民族利益上的欠缺，并努力調和左右沖突、嘗試一種公正為本的第三條道路——沒有淪為狂熱的、聽不得任何不同聲音、只承認自己自由的“自由專制主義”。

　　中國需要理性，愛國需要理性，而理性的本體承諾在于，不謀求話語霸道、平心靜氣地溝通，而不是把理性當作打人的棍子，到處揮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