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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操作與詩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很贊成一位印度詩人的說法，他說，詩歌應該把現代文明連皮帶骨消化掉。”

　　——唐曉渡

　　本刊記者/陳曉 文/傅藝明

　　23年前，一場現代詩的“群體大展”拉開了詩歌商業化的序幕。從那以后，越來越多的詩人開始面臨“詩歌如何處理與大眾文化關系”的命題。“詩歌不能娛樂致死，”詩歌評論家唐曉渡說。

　　中國新聞周刊：請你先談談這20年里詩歌的流變。從詩歌創作來說，在這20年里有了什么新的嘗試和變化？詩歌表達的主題和語言呈現形式和1989年之前相比有了什么變化？

　　唐曉渡：1989年以后，從面上來說，詩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占的比重，比如報紙雜志的篇幅，擁有讀者量的多少，一路在下滑。詩人被關注，很多時候是作為公共事件，比如顧城殺妻。由于90年代大眾文化借助傳媒的巨大能量急速興起，某些詩人要引起廣泛關注，往往會通過媒體制造明星的途徑，而不是靠有力的作品來自我確立。好作品很少進入受眾的視野，倒是一些志在抓人眼球的事件不斷，什么“下半身”啊，“梨花體”啊，表面花哨熱鬧，其實沒什么價值。但愿他們會有變化。

　　但從作者的角度，或者從作品質量的角度，應該說比過去提高了。一批在80年代嶄露頭角的詩人，20年來寫出了他們最重要的作品。比如80年代寫出《女人》《靜安莊》等組詩的翟永明，90年代以后仍然佳作不斷。西川的影響也主要是在89年后形成的。他的詩歌理念，包括文體和修辭方式，都在90年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并迅速走向成熟。歐陽江河的情況要復雜一些，但也差不多。他的“異質混成”之法和西川的“互破”之法，在我看來同屬當代詩學最重要的收獲。王小妮、王家新早在80年代初就已出道，進入90年代以后則越寫越結實。于堅也是這樣，他的兩首長詩，包括“事件”系列，都寫于90年代。其他詩人我就不一一列舉了。當整個社會對詩歌的關注在退潮、下滑的時候，這些人堅持住了他們的詩歌立場，找到了更有效地應對復雜歷史語境的途徑，面對難度的挑戰寫出了更有分量的作品，事實上已經成為當代詩歌的中堅。

　　中國新聞周刊：你1997年寫過一篇《低谷的夢魘》，認為詩歌不是低谷，而是正常了�，F在12年過去了，你還堅持你當初的觀點嗎？

　　唐曉渡：那篇文章是為了打破某種成見。我其實對這類爭辯沒什么興趣。詩有詩的命運，但這個命運不是由詩單方面來決定的。詩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寫作，但詩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更大程度上卻是被時代給定的。如果恰好碰到劇烈的社會運動、戰爭、內亂，那是詩歌大顯身手的時候，因為詩歌直接、快捷、強烈，會起到當下即刻的宣泄、鎮痛或爆破的作用，當然遠不能說那些詩就一定是好詩。80年代危機和生機并存，社會活力涌動，但很多場域是被關閉的，結果許多年輕人選擇了詩，詩成為宣泄他們生命能量的更便捷的途徑，甚至會導致一個人的命運發生變化。但這并不是正常狀態。

　　在比較穩定的，以經濟和商業為中心的社會當中，詩人存在的方式都是挺邊緣的。據我所知，比如在法國，一個比較優秀的詩人，他出版一本詩集，基本上都是要自費的，一般也就印500到1000冊。詩歌只能做她該做、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影響的范圍發生影響。這種影響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80年代的先鋒詩歌，就深刻影響了先鋒繪畫、戲劇、電影。在更多的情況下，詩歌產生作用的方式是潤物細無聲式的。

　　好詩總是在相對安靜、連續的沉思中產生的，但社會又不能太安定、太沉寂。商業主義、娛樂至死當然對詩歌是不利的。有的時候你甚至感到比集權主義更可怕。集權會激起反抗，而且目標明確，能體驗到激情。但面對商業主義、娛樂主義你沒法反抗，反抗誰��？整個兒一個軟乎乎嘻皮笑臉的“無物之陣”。

　　中國新聞周刊：北島說：“90年代詩歌的問題要追溯到80年代，80年代的勝利大逃亡埋下了危險的種子，這個種子為90年代提供了錯覺與幻想�！蹦隳苷勔幌履愕挠^察和理解么？

　　唐曉渡：我想他不僅僅是在講詩歌界，也是在講整個知識界和文化界。所謂“問題”，更多地是內心世界的問題、精神人格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追溯得更遠。

　　中國這30年來一直處于急劇的歷史變化之中，我們跨躍的與其說是兩三個時代，不如說是兩三種文明，也可以說多種文明碎片糾結共存。急劇的變化使我們在精神上、文化上一直處于混亂之中，不斷地煮夾生飯，來不及深刻追問、領悟許多變化的意義，許多時候甚至是回避、放棄了許多問題。同時我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幾乎是戲劇性的變化。從精神、物質雙重匱乏的意識形態標本式的存在，到現在生活在消費主義的包圍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仿佛是一座山的兩個坡面，然而中間并沒有隔著一道鴻溝，也許是鴻溝太多太深，以致我們看不見或者不愿意看見。

　　對于強權、暴力，也包括大眾的暴力和商品的暴力，知識分子、藝術家理應有足夠的敏感、洞察力和不妥協的批判精神，如果沒有，就會集體陷入烏托邦的幻覺。但從50年代的思想改造，到其后持續不斷的各種整肅運動，尤其是經過了“文革”，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已經遭到了系統摧毀，不但被打斷了脊梁，甚至已經到了骨軟可卷的程度。80年代為什么啟蒙主義會重新成為時代主題？為什么先鋒詩同時提出回到人本身和回到詩本身？就是這個背景。但事實表明，我們仍然深受其歷史后果的影響。

　　商業社會90年代似乎從天而降，來得太快、太突然，其實80年代后期，有關的變化已經開始了。比如，對1986年的“現代詩群體大展”就可以做多面觀，它既呈現了當代詩歌的活力，也隱約地暗示了商業社會來臨�！按笳埂卑�80年代以來已經在民間形成的詩歌群體、社團、流派放在一個公共平臺上展出，計84家，每家有一個宣言、簡介和作品，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一種完整的商業推銷模式，雖然組織者本人沒有任何商業目的。我不知道這種具有公眾表演性質的語言狂歡當時是否也給某些詩人們造成了錯覺或幻覺：詩歌也可以這樣玩兒了。詩歌從根本上說是個人的工作，不是集體的行為。商業操作和詩的精神格格不入。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80年代成名的詩人說，80年代只不過是一個表現期，真正重要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潛伏期。最近20年，詩歌淡出大眾視野，會不會是一個新的潛伏期？這個潛伏期又為詩歌提供什么能量？

　　唐曉渡：倒不如說，寫作者本身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歷史語境中，包括面對大眾文化的壓力，能否汲取、儲存和釋放出足夠多的能量？中國詩歌面對大眾文化的壓迫不是第一次，延安時期和50年代都遇到過，但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政策性的，從實際效果看，是借大眾文化之名消滅精英文化，和現在自發的、日常生活意義上且與商業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大眾文化不是一回事。我們還可以把問題扯得更遠、更大一些，由此說到詩與整個現代文明的關系。在這方面，我很贊成一位印度詩人的說法，他說，詩歌應該把現代文明連皮帶骨消化掉。另一位美國詩人在談到美國現代詩歌也曾說過，它應該有一個足夠強健的胃，能夠同時消化月亮、石油和鋼鐵。我們會有這樣的胃口嗎？

　　中國新聞周刊：假如說80年代對中國新詩算是一個起點的話，你覺得89年以后的這20年，新詩又面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或者說它已經醞釀或建立起了一個什么樣的起點呢?

　　唐曉渡：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20多年，現代詩已經通過一批詩人，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在中國真正扎下了根。跟知識分子一樣，中國的詩人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擺布的，不管是來自政治還是商業，在這兩種情況下詩都很容易淪為工具。所謂“扎下了根”，是說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自己有關世界和人類自身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認知、想象與表達方式，據此詩歌不斷探尋和重建語言與事物的可能關系，尤其是與未知事物的關系。

　　扎下了根同時還意味著彼此照亮，薪火相傳。這就要說到更多足夠成熟但堅持默默寫作的詩人，他們很少甚至從不被大眾媒體關注，甚至很少為更大范圍內的同仁所知。這些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交流的場所，不指望通過寫詩來干什么。詩歌對他們是一種生命形式、生活方式。他們的力量是比較穩固的，這對詩歌的進一步發展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