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日戰爭導致了一場作家運動。許多著名的中國作家，如熊式一離開中國遠赴歐洲，為爭取歐洲人對中國的支援而作戰。西方作家則進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們被戰爭吸引訪問了中國，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詩人奧登，以及他的旅伴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還有美國人瑪莎·蓋爾霍恩和厄內斯特·海明威。

　　詩人奧登及其旅伴的“通向戰爭之路”

　　英國詩人奧登于1937年西班牙內戰時期短暫地訪問過西班牙。同年，他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受兩家出版社的委派，撰寫“一部有關東方的游記”。雖然伊舍伍德后來說，他“太過于意識到在中國成為微不足道的自我”，他們合寫的《通向戰爭之路》雖然很風趣，但卻是一部對戰爭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的比較均衡的記述。在序言中表達的致謝名單里，有他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人士，從傳教士到外交家，從國民黨官員到知識分子，包括邵洵美、左翼活動家如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和路易·艾黎，這顯示這項計劃的嚴肅以及方法的平衡。

　　在漢口的一天，1937年4月22日，他們接受葉君健的拜訪:“這是一位怕羞的年輕人”，他雖然日后成為一位多產的作家，但在當時只出版過“一本用世界語寫的短篇小說集”。葉君健是朱利安·貝爾的得意門生之一，他曾在日本遭到過逮捕，罪名是無政府主義者嫌疑犯。他遭到日本警員的殘酷毆打，他要求奧登和伊舍伍德原諒他，如果他“有時顯得有些愚蠢”。“你看，他們那時時常打我的頭部。”他給奧登和伊舍伍德留下的印象，“就像所有這些令人驚訝的堅強的革命者……是那么的溫和、緊張及柔弱”。

　　他們正在交談時，“沖進來一股泉水般的幻覺——阿格尼絲·史沫特萊身穿一件淺色的女孩般的連衣裙”。阿格尼絲·史沫特萊是美國記者，同情左翼人士，她更多時候身穿戰士的迷彩服，剪著短發。

　　同一天下午，奧登和伊舍伍德與英國駐中國大使夫人一起訪問了武漢大學。他們在那里發現學術界“一片驚慌和悲哀，他們毫無疑問地在猜測，一旦漢口淪陷，將遭遇什么結果”。他們也遇到了凌叔華。凌女士是一位“對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崇拜不已的人”。她給了他們“一個小匣子，帶回去作為禮物。里邊裝著一個雕刻精美的象牙頭顱”。

　　在漢口時，他們遇見了大攝影家羅伯特·卡帕，并在阿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寓所遇見了周恩來。他們還拜訪了馮·法爾肯豪森將軍的總部，他是國民黨軍隊的顧問。另一次訪問是去杜月笙“防衛森嚴的堡壘”，他是一位黑幫頭子，在1927年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時幫助了蔣，不過他現在是“政府高級官員，在紅十字會委員會里占據很重要的位置。聽說他完全是個文盲……我們談論的完全是紅十字會的事”。他的可怕的過去并非完全看不見，杜長得“又高又瘦，臉上的五官像是用石頭雕刻出來的，真像一座中國式的斯芬克斯。特別突出而又無法解釋的是那雙令人恐懼的腳，穿著絲襪以及那對歐洲時髦尖頭式皮靴，從長緞袍子下面露出來”。

　　當蓋爾霍恩和海明威因為沒法滿足接近前線的欲望而倍感氣餒時，奧登和伊舍伍德卻成功了。他們接近了一場戰斗的前線，被涂成綠色保護色的白色戰馬逗樂了。伊舍伍德報導說:“據說運河對岸的最后一幢房子里都是士兵，但是奧登把頭探出戰壕，又拍攝了兩張照片，沒有遭到射擊。他輕聲對我說，‘我不相信這里有任何日本人。’他的話語被三聲顫抖的口令打斷。”他們離開了，“邁著沉重的步伐”，穿過田野，隨著轟炸的持續，“田野在陽光下顯得荒蕪空曠。”“更多中國人從東方開火，日本人還擊，轟炸著我們剛撤離的壕溝”。

　　他們的旅程中有許多時候是坐火車的，由于轟炸或軍隊轉移，火車有時一停就是數小時，甚至幾天。“我們坐在河岸上，看著十九師的士兵們從舢舨上爬到岸邊，還帶著馬匹、機關槍和灶具。他們有著真正戰士的真實而又堅強的神色，像流浪者那樣頑強而務實。經驗教會他們究竟該攜帶什么設備——一個熱水瓶、一頂草帽、筷子、一把傘及一雙備用的膠鞋。每個人的腰帶上都掛著一條洗臉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兩三顆手榴彈，它們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吉地安酒的酒瓶。”

　　這本書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們到另一處前線的記述，那是南昌附近，隨同去的還有《時代》雜志的記者和作家彼得·弗萊明。奧登以不修邊幅著稱，而伊舍伍德穿著濕透的長褲，一件“前面燒掉了一大塊”的襯衫，一雙“由于結了泥漿變得又小又硬”的鞋。他倆跟弗萊明，那個老伊頓旅行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身穿卡其布的襯衫和短褲，高爾夫長筒襪穿得整整齊齊，結實的仿麂皮鞋，防水的腕表和萊卡照相機，他彷佛直接從一家倫敦的成衣鋪的櫥窗里走出來，為紳士夏季探險套裝做廣告。”盡管他們外表和意識形態有區別，但這三個人旅行時相處得很融洽，伊舍伍德對弗萊明的中文能力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