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收獲無法用金錢衡量”

　　這是一個名為“突擊一番”的避孕套。

　　“今天看到這個用猥褻戲謔的言辭命名、用牛皮紙包裝的避孕套，我們可以想象當時淪陷區的中國婦女，遭受過怎樣的凌辱。這是我委托一個日本留學生購買的，他跑了好多地方，也托了很多人，最后幫我以1800元的價格買下了。”吳先斌介紹說。

　　和“突擊一番”避孕套一起保存的，是日軍用于預防性病的一支藥膏——“星秘膏”。藥盒正面注明由“陸軍衛生材料廠”和“陸軍軍需品廠”生產，背面還印有“使用法”。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連紅指出，“突擊一番”避孕套和“星秘膏”，是日軍推行慰安婦制度最直接的證物。

　　除了上述展品外，讓吳先斌感到頗有價值的是一張侵華日軍自己拍攝的南京仙鶴門大屠殺的照片。照片上尸橫遍野，慘不忍睹，是日軍在南京屠城屠鄉的有力證據。

　　“侵華日軍為了炫耀戰功，各部隊都有出寫真帖的習慣，這張照片就出現在日軍攻打南京部隊之一的伊東部隊寫真帖內，是5年前我從一個東北收藏家手中花錢買的。為了購買這套資料，我坐了10個小時的火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整套資料共花去5萬元。”

　　5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吳先斌卻覺得很值：“我不覺得價錢高。雖然以前有紀錄日軍在南京仙鶴門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圖片史料比較缺乏，而‘一張照片勝過1000個單詞’。為了獲得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藏品，我不惜代價。”

　　據了解，包括這張照片在內，吳先斌收藏的78張歷史照片，已被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曹必宏編撰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歷史圖像》采用。

　　吳先斌還從一名鐘姓的南京人手中購得日軍轟炸南京、屠殺平民的歷史照片。照片紀錄了“慘死于敵機之下的南京市民”，畫面上有被燒焦、被炸死的中國人的尸體；它們還紀錄了日機轟炸后留下的彈坑，房屋炸塌后的慘狀，也有被“擊落下來的墨(應為木——記者注)更津航空隊敵機殘骸”。攝影者為著名學者顧毓秀的表親、后來加入中共的薛寶鼎。研究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的王衛星說，日本飛機轟炸南京的慘狀，歷史上留下的照片并不多，而吳先斌收集到的這組歷史照片，有4幅直接反映了我同胞被日機炸死后的慘狀，應當說是對現有日機轟炸南京的歷史照片的重要補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這家民間博物館中，還有日軍大屠殺期間江南水泥廠難民區中方管理人員賈瑞林使用過的望遠鏡、徐莘農等記載難民區真實情況的書信……

　　雖然這家民間博物館不在南京市中心，但每天都有一些參觀者前往，他們是對這段歷史真正感興趣的人，其中不乏來自日本的懺悔者。博物館對公眾免費開放，不圖任何經濟回報。

　　“其實，吳館長的經濟實力不是十分雄厚。”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張連紅告訴記者，“為了讓資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吳先斌十分節約，他省下火車的臥鋪費，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著，去外地‘淘寶’，一站就是10個小時，下車后馬不停蹄地趕往文物和舊貨市場。這個民間博物館也不追求豪華，它體現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歷史價值”。

　　“小時候我不太關心歷史，也從沒想過要做這樣的事情”，吳先斌談起創辦抗戰民間博物館的初衷時說，“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日軍的一個冊子，就請張連紅老師鑒定，他認為這有重要史料價值。張老師對我說，你要是有這種能力，可以多收集一點。”

　　由此，吳先斌一發不可收。他一邊經營裝飾城，一邊收集史料。很多人不理解，覺得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好好掙錢，去辦什么博物館，有點不務正業；也有人問他，生意之外辦館，是不是為了更長遠的經濟利益。

　　吳先斌說，社會生活使他逐漸感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史料將會湮滅，而史料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于是，他對史料的搶救性收集，產生了一種緊迫感。

　　“如果更多的人意識到這一點，讓歷史的教訓變成全人類的文化遺產，那么許多悲劇就不會重演”，吳先斌說，“幾年來，我已經花了500多萬元，每年維持博物館正常開放的費用就需要30萬元左右。很多企業家有了一定經濟基礎后，都想為社會做點什么，我就想用這種方式來回報社會。人生有一種收獲，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草根館體現了反思歷史的民意

　　吳先斌收藏的照片中，還有這樣一些畫面：

　　——在充斥殘墻斷垣的南京城內，四名日本侵略軍軍人正舉槍射擊，槍口瞄準的是中國人；

　　——兩名日本軍人安穩地坐在凳子上開槍。畫面顯示，日本侵略軍已將屠殺中國百姓作為一種休閑、取樂(“just for fun”)的方式。

　　吳先斌還先后拿出包括這兩張照片在內的數百張收藏照片(專家說其中有不少可稱“孤本”)，分別與《現代快報》、南京師大社會發展學院等單位聯手，在南京長江路文化藝術中心、師大隨園校區、仙林大學城、雨花臺區政府一樓大廳，舉辦了圖片展。這些歷史照片是首次與市民、學生見面，它們大都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攝的。

　　據報道，在文化藝術中心的展覽現場，前來參觀的南京市民絡繹不絕，曾目擊侵華日軍暴行的老人在觀看圖片時老淚縱橫。展場外面，數位南京市民冒著寒風打出了“勿忘歷史，警鐘長鳴”的條幅。參觀者說，照片中有些畫面讓人過目就永世難忘。

　　據張連紅介紹，“吳先斌還經常熱心組織各種學術沙龍。沙龍的舉辦，讓我們這些在象牙塔里研究歷史的人很興奮，我們有了新的平臺和場所暢所欲言，交流思想。在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不會帶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在客觀地反思歷史。”

　　民國史研究專家張生教授談到吳先斌時也說：“我經常去他的抗戰民間博物館，看看新到的藏品，翻翻戰時的書籍，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他是一個企業家，他研究歷史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我們注重的是文本的分析，而他則會拿出很多實際的史料，用活生生的實物展現那段歷史。民間人士如此執著地研究歷史，在中國是不多見的。”

　　現在，在寧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專家學者鮮有不知吳先斌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郭必強、江蘇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宅巍、江蘇省行政管理學院教授楊夏鳴、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總代表王選等，都常是吳先斌的座上客。吳先斌還應邀去南京師大給歷史系研究生講述他收藏的日本侵華史料圖片。南京理工大學舉辦該校第三屆“和平周”時，也把參觀南京抗戰民間博物館作為“和平周”的重要活動。

　　“南京和全國各地一樣，有一些著名的紀念館、博物館。我時常問自己，抗戰民間博物館存在的意義究竟何在？”吳先斌說，“我想，公共紀念館給參觀者作的是一種宏觀上的介紹，我這里突出的是一些重要細節，讓大家換一個角度了解歷史。歷史有時存在于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和實物之中，歷史敘述也可從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展開，而我們這里可以提供更多的細節，來強化民族的集體記憶。”

　　“我想，通過抗戰民間博物館的展品，能夠更好地促進中國公民(對歷史)的自我反省、自我認識；同時，這種‘草根館’也給那些國外參觀者以震憾，他們見到了中國人反對侵略戰爭、渴望世界和平、期盼世代友好的民意。”吳說。

　　“國家應該鼓勵這樣的草根博物館。它使用民間的財力，收集散落的史料，是公共財政開支的紀念館、博物館的重要補充，也是一種公民意愿的真正體現，能夠促進人們對歷史的反思。”張連紅說，現在，日本一些市民都加入了侵華史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很多；但中國大多數人還認為，學術研究只是專家學者的事情。其實，學術研究應有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好在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思想觀念的轉變，國內也有部分普通群眾加入到相關研究當中，吳先斌就是個例子。他的史料收集工作，彌補了很多空缺，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拿出自己的收藏與社會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