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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歌苓：“寄居”在文學深處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文/萬佳歡

　　“昨晚我又吃鎮靜劑了，”在采訪嚴歌苓時，她告訴本刊記者。“吃得有點過量。后來心跳特別慢，還到醫院去了。”

　　嚴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鶴》的拍攝和獲獎、《金陵十三釵》的改編，以及早些時候擔任電影《梅蘭芳》編劇等等都使她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盡管如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仍然認為，她的名聲仍遠遠未能與她的實力相匹配。“嚴歌苓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人。”他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

　　而這次回國，多家媒體的猛烈圍攻讓有過失眠癥與抑郁癥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對于嚴歌苓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過于喧騰的地方。“信息轟炸，高密度的人來人往。我沒法寫作，就連堅持獨立思考，簡直都有點辦不到。”

　　嚴歌苓喜歡安靜。她的聲音也很輕柔，給人以一種嫻靜的感覺。然而在這種安靜的外表下，誰也看不到她心里的波瀾起伏。

　　“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90年代初，在美國舊金山模模糊糊的霧氣與陽光中，剛到美國不久的嚴歌苓默默地看著一條正在晾曬的睡裙。有一點點蕾絲，還帶著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個男性看到這條睡裙，他會怎樣地浮想聯翩啊。

　　回屋以后，她提起筆，寫了《女房東》。這部短篇小說后來獲得臺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一等獎。

　　《女房東》基本上是一個“獨角戲”。小說中，往往別人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主角的內心深處已經天翻地覆。“在那個時候，一點點東西都會引發我的美感和傷感。”嚴歌苓對記者說。

　　而那種特有的細膩、傷感與漂泊感，自開始寫作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她。

　　包括很多年以后，嚴歌苓開始動手寫《寄居者》，她再次用獨特的自述式、視覺化的敘事風格，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里表達自己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覺。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故事，女主人公愛上一名逃離集中營來到上海的猶太男子彼得，為讓他能去美國，她臨時找了一個愛上自己的美國青年，只為了能夠偷取他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與熱戀、良心與夢想之間疲于奔命。

　　在書中，她這樣寫：“她(英國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煩冗復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剛到美國的嚴歌苓，也和那個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樣，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會。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聽錯別人的話，自己也生怕說錯，只好盡量不開口。但她是那樣一個有強烈表達欲望的人，不開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覺內心化。

　　但是她漸漸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差異和種族偏見。一幫美國朋友經常把中國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氣之后，有一次到美國之音接受采訪。電臺的負責人是過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他問了嚴歌苓的經歷后，對別人說，“你看，這個搖籃里的孩子被水沖到了我們的岸上。”

　　“這是一句很詩意的話，也說得很溫情。但是我還是感到對方那種強勢的眼光。”嚴歌苓回憶說。

　　1989年，年屆而立的嚴歌苓來到芝加哥，攻讀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寫作碩士學位。到了1992年，在與外交官丈夫結婚前，在美國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還受到了FBI的跟蹤、調查和測謊，這也讓她的寄居感達到頂峰。嚴歌苓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不怎么受他們歡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后，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試圖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

　　直到現在，嚴歌苓依然困在孤獨和寄居的感覺中無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關系，她每三年就得換一個地方居住。她經常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而感到失望，也越來越難交朋友。

　　幸運的是，嚴歌苓可以通過寫小說來發泄這種矛盾和沖突。漸漸地，她發現，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嚴歌苓對記者說。

　　她寫作的時候總是不斷地發現自己、審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個20歲出頭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探尋。

　　“每個人都會非常懷舊，我最喜歡的還是我20歲左右的時候，”嚴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時，雖然已經是成都軍區的軍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時候，在清冷的半夜，嚴歌苓會跟自己創作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別人的萵筍，然后再給人家放幾毛錢。

　　“那種友情現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說。

　　在故事語調與自己非常契合時，比如說寫自傳性很強的《穗子物語》時，嚴歌苓也會把自己放回20歲，重溫自己的少年時期和早戀。

　　而在《寄居者》動筆前，她設想了好多種語調。這次，她設身處地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憶起一件往事，會怎樣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