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他的長篇《塵埃落定》獲“茅盾文學獎”；10年后,在第三度被提名時他終于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8年度杰出作家”獎,但他堅稱“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最近一周,“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頒獎禮及相關活動在穗舉行,國內眾多著名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云集廣州。而這其中,藏族作家阿來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參加“新世紀10年中國詩歌研討會”時,即使在場聽眾和一些發言人員因意見相左一度爭論激烈,他始終一言不發；參加頒獎禮時,臺上他感謝文學,感謝對他的肯定,但他始終堅持“我只管我的寫作”。

　　阿來在廣州的行程滿滿當當,采訪這位新鮮出爐的“年度杰出作家”只能在他開會或用餐間歇抽空進行。阿來對他的寫作怎么看?他在生活中又是怎么樣的?他對自己的好朋友、作家麥家又是如何評價?本報記者通過近距離接觸,告訴你一個生動的“阿來”。

　　【得獎與市場】

　　我寫作時從不惦記得獎

　　成為作家之前,阿來做過水電建筑工,當過拖拉機手,夢想過成為地質家,但后來做了老師,變成了小說家。像很多在1980年代中后期成長起來的作家一樣,阿來并沒有受過專門訓練,而是因為某個契機扎進書海,繼而走向作家道路。

　　記者:10年前《塵埃落定》獲得“茅盾文學獎”讓你一炮而紅,這次“華語傳媒文學大獎”你又獲得了“年度杰出作家”獎,你為什么說“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阿來:對,我是這么說過,因為我認為真正的寫作不能用外界的標準來衡量。一部作品好不好很難講,所以外界對它的評判多數會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它有沒有得獎,二是它在市場上的銷售情況。這兩個標準是容易把握的,我也希望得到這兩方面的認可,但是不會為了獲獎或市場認可而寫作,我寫作時從不惦記這兩件事,努力地完成作品,不拿獎或賣得不好也不會抱怨。

　　記者:對你來說文學意味著什么?

　　阿來:文學對我來說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興趣愛好,是自我提升的途徑,讓我從自我狹小的經驗通往廣大世界。我生長在一個荒僻的鄉村,沒有受過特別正規化的教育,上小學和初中都是在文革期間,那種教育使我產一種扭曲的、非人性的東西,我帶著這樣的世界觀步入了生活。這種情形下,我遭逢了文學,沒有人指引,我獨自貪婪地閱讀。文學的教育讓我不再自感卑微,她把我從一個扭曲的人變成了一個正常的人,還指引我成了作家。

　　記者:那你的這些經歷會不會也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你的寫作?

　　阿來:會。我既然寫歷史,就要對歷史負責,而不是空洞地寫一場運動,寫一場變革,記憶也會有不準確的地方。我講的故事發生在真實的空間,歷史背景必須是真實的。文獻性的信息,我會化在作品里面。我對地方史有深入的研究,也有專著出版,我還可以稱自己為地方史專家,這個我敢當。

　　記者:你真的從來沒有考慮過市場因素?

　　阿來:不考慮。我的目的就是充分地表達自己。現在市場上的暢銷書也就賣個一二百萬冊。中國這么大,其實這個數字也只能說明有很少一部分人喜歡這類書。寫書不像造衣服,文化消費很難定義,市場在文學來看也只是個假概念,這兩者是沒辦法調適的。

　　【《塵埃落定》與《空山》】

　　寫現實題材有更大困難

　　阿來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已幾次擦肩而過。加上獲獎這次,他曾先后3次被“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年度杰出作家”獎,但前兩次都失之交臂。“年度杰出作家”的評選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其一是既往的文學成就足夠輝煌；其二就是評選當年也要有重量級的作品推出。前兩次提名時,阿來的《空山》系列正在寫作當中,而此次,6卷本的《空山》全部出版,阿來的獲獎不僅沒有懸念,似乎還是水到渠成。

　　雖然如此,《空山》還是受到了部分評論家和讀者的質疑,認為這部6卷本小說缺乏整體概念。但阿來卻不這么認為,他說創新是一個真正小說家的本份,“我只管寫出來,至于它以后命運如何,就不是我說了算。”

　　記者:你的《空山》三部曲從2005年開始出版,到今年初已經出齊。它寫了一個藏族小村建國后的歷史,評論界對它的定位是用6部中篇建構了一部“類編年史”小說,你覺得這么說準確么?

　　阿來:“類編年史”這個應該還可以,因為我用了6卷來寫50年。但我不想強調它所謂的“藏族傳統”,為什么呢?雖然民族不同,可能文化、習俗會不同,但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立以來,藏族在大的經歷、命運上和所有農村的經歷都是一樣的,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中國大部分農村的歷史。我的藏人標簽是把我矮化了,而《空山》也不僅僅是在寫一個藏區。

　　記者:你把這本書形容為“六片花瓣”?

　　阿來:這是出版社的美化,是他們做宣傳的需要。我要說的是《空山》這種破碎的小說結構正好對應了鄉村破碎的現實。我愿意用破碎,但出版社覺得“破碎”這個詞用著有點刺激,所以他們描述成“花瓣”,我沒有那么精美。

　　《空山》里最大的人物就是村莊,它是小說中最大的角色。50年中,這個村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在舞臺上表演,中心事件和人物一直在變,因此,就不能用傳統的、長河式的寫法或用一兩個人貫穿始終,沒有辦法用《水滸傳》的寫法,開始是宋江結尾還是宋江,所以只有采用這種形式。

　　記者:你的這種形式也是一種創新,但當初也是冒著險的?

　　阿來:這是小說家的本份。你可以撲看別人怎么寫就跟著怎么寫,但是對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來講,語言形式的創新是寫作中的一種誘惑,專業上叫做探索表達的可能性。雖然有大量作家在模仿,但是總有一些人在創新,在突破。小說采用什么形式,關鍵是要看它寫什么樣的內容,兩者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關系,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記者:《塵埃落定》和《空山》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阿來:《塵埃落定》是一種象征性的、詩意的表達,但《空山》對現實的關注能力加強了,思想的表達加強了。寫《塵埃落定》時,我沒經歷過那個時代,我是經過史料研究,再加上一些想象,才完成那部作品。而《空山》就不同了,我們每個人都經歷了書中的現實,而且每個人所經歷的現實也千差萬別,寫現實題材會面臨很大的困難。

　　【作家與評論】

　　批評家表現比作家更差

　　這幾年,對當代文學、對中國作家的批評前所未有的強烈,既有國外漢學界顧彬的“文學已死”論,也有國內文學評論界如朱大可將中國當代文學稱為“垃圾場”,還有年輕一代作者的輕蔑,如韓寒的“文壇是個屁”。在這所有的爭議中,阿來幾乎從未發表過自己的看法。而這次,阿來的觀點很直接。

　　記者:你會看評論嗎?

　　阿來:我不看評論,寫到今天,自己該怎么寫,要寫什么,我已經很少受到外界影響,甚至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很多人說我好,我也不會過于驕傲,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什么沒有做成,至少到今天,我建立了自己的判斷。說句不客氣的話,批評家的表現,比作家更差,我為什么要去看一些更差的東西?難道我看評論了,我就能寫出更好或者更壞的作品?這就像我們討論社會問題時不給社會開藥方,搞批評的人也不要給我開藥方。

　　記者:中國當代文學這幾年廣受詬病,也有很多人在質疑“作協”這種體制。

　　阿來:罵作協、罵文學的人很多,是因為罵它沒有風險。作協和作家是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你罵稅務吧,怕招來人查你的賬。這是犬儒主義在中國的體現,他們不敢批評別的群體,就批評作家,因為批評文學是最安全的,并且他們還可以表現他們的尖銳、正義感和道德感。不過說到它的體制,是需要做出改變了,其實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離不開體制,整個中國的體制都需要改變。

　　【麥家和新書】

　　我比麥家有趣三倍不止

　　今年初,阿來當選為四川作協主席,而同時上任的副主席便是阿來的圈中好友麥家。麥家寫過《暗算》等書,他是上一屆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得主,本次他作為頒獎嘉賓給阿來頒獎。私底下記者問阿來,麥家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他說:“他最有趣的地方是無趣。”而講到他自己,阿來笑言:“我比他有趣三倍不止。”

　　記者:你和麥家經常會談論些什么?

　　阿來:談一些理念性的東西,從不談正在寫的內容。我寫作中是不讓別人看的,有時候家人要看都不行。

　　記者:不久前你當選四川作協主席的時候,用了“惶恐”二字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為什么?作協工作對你的寫作有影響么?

　　阿來:我每周會有一半時間去作協那邊工作,對寫作沒有太大影響,作協事務和寫作是兩碼事。當初那么說,是因為既然別人選你,說明對你有期待,你得努力去盡自己的責任,但有時候用個人力量去達成別人的期待未必能夠實現。

　　記者:據悉你的新作《格薩爾王傳》馬上要面世了?

　　阿來:沒那么快,還有一點沒寫完,大概還有兩三萬字吧。我還沒有交稿,按合同5月底才交稿,沒到合同期我肯定不會交稿的。

　　記者:能不能介紹一下內容?

　　阿來:書還沒出來,具體不好說。但我覺得“格薩爾王”的命運應該和《塵埃落定》差不多。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生活在現實當中,對現實有足夠的判斷,他們會從個人的角度去判斷,有些人說現實不是那個樣子,還有些人會說現實比這更黑暗。

　　記者:你是挺享受生活的一個人,喜歡聽西方音樂、搞攝影之類,這些和你之前小說里的人物生活完全不同,以后會不會寫這方面的題材　?

　　阿來:會,都市方面的肯定會寫。寫作是依靠生活經驗的,我30歲以前是農村經驗,之后是城市生活經驗,新的體驗一定會寫出來。

　　本報記者　蒲荔子　實習生　王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