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汪曾祺并稱“文壇雙璧”的“短篇小說圣手”林斤瀾去世，周五舉行追悼會

　　“不死鳥”的文學精神永駐

　　“中國傳說中有一種不死鳥，經過烈火涅槃而又重生而且比過去還美麗、還強壯。文學就是這樣的一只不死鳥！”4月11日下午，曾因文學日漸式微而慷慨激昂地說過以上話語的著名作家林斤瀾在北京因病去世，這位被公認為“短篇小說圣手”、與汪曾祺并稱“文壇雙璧”的86歲老人的離去，令人不勝唏噓惋惜，而其“不死鳥”的文學精神卻永駐人們心中。

　　其文其名：

　　短篇小說圣手，與汪曾祺“雙峰并峙”

　　林斤瀾原名林慶瀾，1923年生于溫州。小說《春雷》、《臺灣姑娘》讓他得到認可。此后作品大多為短篇小說，一般取材于農民或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1987年林斤瀾以浙江農村為背景的短篇集《矮凳橋風情》出版，一時為人所傳誦。這些作品語言凝練、含蓄，兼融溫州方言于其中。他以濃縮的結構、突兀跌宕的情節，白描出一系列人物形象，被公認為“短篇小說圣手”，而晚期的作品風格冷峻，被稱為“怪味小說”。

　　林斤瀾早年在溫臺地區進行過地下斗爭，而他和北京文壇的緣分要從1950年起在北京人藝和北京文聯工作開始。那時，他擔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農村搜集素材，協助采訪，他也幫老舍謄寫材料。當時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老舍說：“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兩個人也許會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這是1962年的話了，但預言得到了印證。林斤瀾同汪曾祺一樣，是新時期里少有的專心致志于短篇小說創作且功力深厚的作家。他的小說，以結構和語言見長。情節并不繁復，但往往奇峰突起，跌宕生姿，虛實相生，呈現出反正相符、表里烘托的審美特征。他的作品語言，無論人物的語言還是作者的敘述語言，都很簡潔凝練。在《十年十癔》里，“京味”較濃，頗為練達；而《矮凳橋風情》里，則有意融入了溫州土話，似更喧騰。林斤瀾的作品也的確有點澀，但耐人咀嚼。

　　林斤瀾去世的消息傳出后，許多文友后輩都紛紛撰寫紀念文章，北大教授、評論家張頤武就在其博文《懷林斤瀾先生：一個晚輩的回憶和追思》中詳細比較了汪曾祺與林斤瀾的文學創作，他寫道：在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寫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謂“雙峰并峙”。如果說汪先生打開了“抒情”的路徑，而林先生則打開了“象征”的路徑。如果說，汪先生像是現代小說中的沈從文的話，那么，林先生就像是當年的廢名。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卻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筆隨性沖淡，林先生卻是煉字煉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的意味。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樣是80年代小說最了不起的文體家，汪先生以情見長，讓人體會到人間的無盡的情致，而林先生則以理服人，另開小說的一片象征的天地。

　　其人其事： 好酒善飲、兼容并蓄、情深意重

　　除卻“文名”，林斤瀾還極負“酒名”，他愛喝酒，愛喝高度白酒，這點文學圈內無人不知。在林斤瀾家里，有兩面格外“飽滿”的墻。一面從上到下都是書，一面從上到下都是酒瓶，甚至衛生間的壁燈都是酒瓶形狀的。這個家的設計者是林斤瀾的女兒林布谷，她也是父親忠實的酒友之一。

　　據林布谷回憶，她上人大新聞系時，老師說得接近生活，讓不想和你說話的人能和你聊天。她就跑到街上賣高粱燒酒的柜臺邊，一邊喝一邊和老大爺們聊天。父親發現便說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于是乎，爺倆幾乎天天對酌。 林老和朋友聚會，和晚輩談文學，也都是無酒不成書。因為愛喝酒，林斤瀾進而喜愛上了收集酒瓶，這個愛好讓很多朋友都記在心上，于是“酒瓶給斤瀾留著”成了朋友們酒干席散時常說的一句話。

　　作家韓小蕙回憶林老時說，在文壇，人們都說“汪曾祺散淡，林斤瀾隨和”。有這樣一件事：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蓬勃之時，林斤瀾任《北京文學》主編。有一天，一位當醫生的業余作者拿來一篇小說，寫得非常晦澀難懂，連林老也沒看明白，但他感覺這是一篇好東西；第二天早上再讀，這回讀懂了。于是，他給那位醫生打電話，問她的感覺是從哪兒來的？醫生答：“小說就是人感覺的不忠實的記錄。”林老喝聲彩，那時候誰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學說。林斤瀾猶豫再三，拿著小說去咨詢現代派批評家李陀，結果，連以“先鋒”著稱的李陀也拿不定主意該發還是不該發。此時不發是最省事最保險的，可是這樣一來就埋沒了這篇文章，也辱沒了林斤瀾的為人。最后，這篇小說終于在林斤瀾手上得以面世。

　　林斤瀾是眾所周知的美男子，有“遠看像趙丹，近看像孫道臨”之美譽，可是他一再說：“我一生只有一個女人，只愛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他的夫人谷葉。1997年，谷葉得了腦萎縮癥、腦血管硬化癥，中醫、西醫什么偏方都用過了，可仍然無濟于事。林斤瀾在與友人通電話時悲傷而泣。2004年，谷葉去世。夫人火化前，林斤瀾掀開被子一角，全身一顫，但看了她很長時間。如今，他終于要在天堂與夫人相聚相伴了。

　　據悉，林斤瀾追悼會將于本周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最后的微笑

　　——悼斤瀾

　　從維熙

　　4月11日下午兩點多鐘，我和劉心武先后抵達同仁醫院，去探視病危的文學兄長林斤瀾。其實，我和他早就約定一起去看看斤瀾兄了。今年初春先是我得了感冒，后是心武發燒；而斤瀾得的是肺部重癥，任何一顆呼吸道的細菌，都會加重斤瀾兄的病情，因而一直拖延到了4月11日，心武感冒完全好了之后，才匆匆趕赴同仁醫院的。

　　但是沒料到的是，這竟是我們的最后一面。這是巧合？還是天意？我走進醫院房通道時，心武正戴著一個大大的口罩，與斤瀾的女兒林布谷等著我的到來。我說：“怎么樣？”布谷說：“正在搶救，不能進病房，叔叔你先在這兒等一會兒吧！”心武告訴我，因為他早來一步，剛才在斤瀾清醒時，他已然與斤瀾有了心電交流：“斤瀾見我之后，雖然唇間沒能吐出一個字，但是他幾次對我微微而笑了。”

　　此時是搶救時刻，我只有耐心等待；任何不理智的急躁心緒，都是搶救時之大忌。因而我在病室過道間徘徊了許久，直到搶救完成可以進病房探視的“綠燈”亮了，我和心武才走進病房。比我想象的要好，因為躺在病榻上的斤瀾，雖然失語失聲，但眼睛和胳膊都還能自主地轉動。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這既是對他的生存勇氣的鼓勵，更是對他在中國歷史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贊頌。我認識他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在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斤瀾從沒有傷害過文友。記得在1957年反右期間，他總是緊閉雙唇或以各種理由逃避會議。因而，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臉上的冰霜慢慢地開始融解，繼而出現了一絲快意的笑容。

　　這時，我難耐感情的傷痛，一下握住了他的手并輕輕地搖動著對他說：“還記得嗎，1955年的冬天，我倆冒著北大荒零下30度的嚴寒，去北京青年墾荒隊體驗生活？距離今天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他眨眨眼皮，好像聽懂了我的話語，嘴唇顫動了一會兒，輕輕地吐出個“一”字來。我無法得知這個“一”字的含義，布谷在旁邊幫我解讀她父親的話說：“我爸是說你們是一輩子的交情！”

　　我的眼圈紅了，為了怕讓斤瀾看見我的眼淚，傷及他病危的身體，便緊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離開病榻。這時我才發現，心武不知何時離開了病房。陪我同去醫院的妻子，低聲告訴我：“他在陽臺上流淚呢！”我在陽臺上找到了心武，勸他節哀的同時，眼淚也涌出了眼簾——之所以如此，因為斤瀾是我們忠厚的文學兄長。他平日散淡地生活，遠避攝像鏡頭；他文學上崇敬沈從文，生活上以酒自樂。2006年秋，心武約斤瀾和我喝酒聊天，一瓶五糧液他喝了大半瓶——我雖然也算一個酒鬼，但沒有他的海量。美酒入肚之后，他朗朗的笑聲便隨之而起，可以這么說，美酒是他一生難以割舍的伴侶。

　　告別醫院時，我再次隔窗眺望斤瀾最后一眼。此時的他，正拉著布谷的一只手，對病榻前的女兒、女婿述說著什么。歸途上我和心武心里都覺得挺寬慰，因為斤瀾的精神狀態，比我們想象的要好許多。但是讓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他留在我們心中的微笑，竟是人間最后的微笑——在我們離開醫院的片刻之間，他對女兒喃喃地說了一句“游子去了”，便離開大地奔向了天路。

　　蒼天有眼。好人上天堂，惡人下地獄。斤瀾在天堂笑得一定和人間一樣燦爛……

　　(2009年4月13日于書齋)